大都会粤语

    初秋，三部默片时代德国电影的扛鼎之作——《浮士德》（1926年）、《柏林：大城市的交响乐》（1927年）和《大都会》（1927年）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屋顶上相继与观众见面，这次百老汇与歌德学院联袂推出的露天电影季因之得名“屋顶上的大都会”。
    其中，科幻巨制《大都会》作为默片时代皇冠上的明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录《世界的记忆》收录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这次电影季放映的2010年最新修复版是第一次与首都的观众见面。有一支电子乐乐队，北京这座杂糅的后现代大都市滋养的乐队现场为电影配音，在电影院所在的后现代风格建筑空间里，从魏玛德国远道而来的黑白“大都会”与这座真实的城市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

弗里茨•郎的《大都会》回来了
    当年读《红楼梦》，读至八十回而止，幻想有一天翻开报纸，看到出土墓葬里找到了曹雪芹自己写的后四十回。如此不着边际的白日梦在《大都会》这里成真了。
    剪辑成就了电影，而电影也会因“剪刀手”而受伤。作为默片时代最昂贵的电影，《大都会》在剪刀下的命运，也如大片一般跌宕起伏。
    1927年1月，德国UFA电影制片厂启用名导弗里茨•朗历，经18个月，耗资500万帝国马克，发动37000名群众演员，耗费200万英尺胶卷摄制完成的巨制《大都会》通过审查，在柏林试映，长度在153分钟左右。同期，负责影片海外发行的美国派拉蒙公司高层看过复制拷贝后，认为故事复杂、片长过长，动手重新剪辑，剪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胶片。在德国，《大都会》票房惨淡，UFA参照美国版本剪出了一个长度相近的新版，在当年8月大规模公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公众见到的都是重新剪辑后的版本。体现弗里茨•朗最初创作意志的那一版《大都会》，成了一个失落的传说。
    从1969年到上世纪末，《大都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修补工程。一度人们认为收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2001年茂瑙基金会版本，就是当代人在残存胶片上施展的极致了。然而，在遥远的阿根廷，一些电影爱好者看了布宜诺斯艾里斯电影博物馆馆藏的《大都会》之后，却抱怨电影画质差不说，还长得很，有两个多小时。2008年，一位新上任的博物馆馆长听过这个说法，上任后在片库中找到了这个拷贝，发现确实多了大约半小时没见过的内容。
    一度茂瑙基金会保持沉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消息证实后，他们再度着手修复，这份拷贝是四十年前转制为16毫米的复本，画质当然远远不如35毫米规格的原版，而转制时没有清理的灰尘和刮痕，也不可避免地留在了修复版的画面上，少数损毁严重的片段，比如大都会之主强•弗莱德森与狂人科学家卢特旺的一场打斗戏，不得不用字幕的形式表现以串起前后的情节。新发现的情节段落插入联合国收录版本，银幕上两种画质的对比更加清晰地表达出作者最初想说，而没能完全说出口的话。

不被认同的反乌托邦童话
    1984年，苹果公司的一支广告片从小说《1984》里借来用以暗指IT巨头IBM的“老大哥”，而在银幕下聆听“老大哥”训话的“沉默的大多数”，拖着机器人一样沉重划一的步伐，显然是从《大都会》里借来的。弗里茨•朗的团队比《1984》早二十年用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搭建起了影像的反乌托邦。
    与空中花园一样和谐美好的乌托邦相反，反乌托邦（anti-utopia）讲的是在未来社会中滥用的技术怎样奴役了人，导致人类的精神家园沦丧，不同的反乌托邦，主要区别在于奴役的方式、也就是统治者用以控制大众的方式不同：《1984》用的是沉重的枷锁，而《美丽新世界》用的是轻盈的感官电影。这虽然是科学幻想，但反映的是现代人真实的恐惧：20世纪的科技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社会结构巨变与时局动荡，让人们开始反思启蒙时代不容置疑的科学与进步两大时代主题。
    朗的反乌托邦是一座2026年的大城市，这个城市由以乔•弗莱德森为首的资本家统治，人为地分成了两个世界，资本家居于地面上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里，他们是城市的“头脑”，指挥维持城市运转的机器系统，而操作机器的工人们在地下城终日麻木地劳作，愤懑而彷徨。在隔绝人间疾苦的“永恒花园”里浪荡嬉戏的弗莱德森之子弗雷德，与工人之女玛利亚偶遇后，追随她深入地下城，体会了工人的苦况，回到地上向父亲控诉。而弗莱德森由此发现工人们集结起来聆听玛利亚的演讲。他让科学家卢特旺将一个半成品机器人制成玛利亚的摸样，利用她的影响蛊惑工人暴动，以便镇压。而卢特旺出于私愤，假装同意，目的却是让机器人煽动工人毁灭整个大都会，工人们在盛怒下摧毁机器引发了大洪水。
    在展示科技对人的桎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大分化之后，与《1984》与《美丽新世界》不同的是，《大都会》的重心不是置疑和颠覆，而是调和。在结尾，弗雷德将父亲和工头的手拉在一起，让大暴动的阴谋消于无形。
    “脑和手的调节者一定是心！”在今人看来，《大都会》的题词跟1926年茂瑙的《浮士德》结尾占据整个银幕的“爱”字有一拼——同样是技术奇观巨人般的躯壳套着孩童般天真的灵魂，比比谁更幼稚，是轻易挫败魔鬼阴谋的小情小爱，还是初尝人间疾苦就能抹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鸿沟的公子哥？即使在最初上映的时代，《大都会》也被视为形式大于内容的技术奇观，华丽而无情，宏大又轻佻。八十多年前的第二个剪辑版本，依然门可罗雀，UFA因此几乎破产。
    然而，纵是无情也动人。《大都会》在后世成了默片时代德国电影和科幻电影的标杆，激起了一代代人的观影热情，原因也许在于它从来都不能说是“过去时”，而更近于“完成进行时”。在它宏大冷峻的反乌托邦框架与轻飘飘的童话结局之间的裂隙，也让它与后人的对话有了更多的空间。

科幻外衣下的现代启示录
    《大都会》在科幻影史上的地位一言以蔽之：后世任何一部想象未来城市的电影，都很难说走出了它的影子。后世的影人不断在朗打造的框架下创造自己的未来之城。摩天大厦之间穿针引线的城市交通轨道在《第五元素》和《蝙蝠侠》里，永远在冰冷的夜里不见白日的城市在《银翼杀手》里，可视电话在发明之前不少科幻电影已经将它当成了标配。而星球大战系列的机器人C-3PO和MV里带金属胸罩的麦当娜造型雷同，是因为二者都借鉴了卢特旺的机器人形象。
    然而，用最新技术创造的未来奇观，为何包裹这样简单陈腐的意识形态？电影中的大洪水、巴别塔、活起来的死神与七宗罪雕像，不能不让想起《圣经》。有人将《大都会》与基督教教义对照后发现，它比科波拉的那部电影更当得起“现代启示录”这个名字。
    《启示录》是《新约》的最后一章，写的是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大举进犯人间，预示七重封印被揭开，撒旦会开放地狱之门，毁灭现存的物质世界，而上帝终将战胜撒旦，所有不信上帝的人即将受到最终的审判，一个新的世界从天而降。在朗的版本中，大都会之主弗莱德森是主，两个玛利亚分别是真先知与伪先知，卢特旺是撒旦，而弗雷德无疑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
    通行版本删除的，主要是密探“瘦子”的支线、大洪水的部分段落与弗莱德森与卢特旺的私怨。原来，卢特旺的机器人造成了女性，是为了复制他爱过的女子海尔，她是弗莱德森的妻子，弗雷德的母亲。玛利亚与海尔的对应关系，让这个角色更接近这个名字的宗教意义。
玛利亚作为先知给工人们布道的，是一个不同于《圣经》的巴别塔故事，巴别塔在她口中不是人类对上帝的冒犯，而是出于赞美主的目的修建，塔的倒掉也不是因为上帝让人们语言不通，而是因为劳力者不理解劳心者“奇妙的构想”，反抗艰苦的劳作。
    在《大都会》的作者看来，暴力反抗只会引发大洪水一样扫荡一切的灾难，解决地上与地下两个世界的矛盾，在于“理解”二字。也就是说两个世界的分化就其本质而言并无不妥。统治者的“头脑”可以替千千万万人思考，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大众应当承受机器般的劳作。难怪希特勒和纳粹的宣传头目戈培尔会喜欢《大都会》。但是，尽管《大都会》有这样的思想倾向，尽管《大都会》的编剧、朗的妻子多年后加入了纳粹党，与他分道扬镳，也不能由此推断这部大萧条之前的电影是在为纳粹思想鼓与呼，就像不能因为大都会的城市景观设计主要参照了纽约，就说电影是在谄媚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就是这么给《大都会》粗暴定性的。
    也许只能说，是在战后的颓败中迸发出野蛮生命力而又在大发展中困于内在冲突的魏玛德国，乃至整个生机勃勃又危机四伏的二十年代西方社会，生养了这样一部丰沛充盈又满是裂隙，可以引发无尽解读的作品。后人看《大都会》，看到的不仅是一座20年代人想象的未来城市，不仅是赋予影片灵魂的纽约与柏林，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幻想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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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可以说的太多，好像没开始写就结束了，也没写出什么新东西，更像是资料梳理了。
btw，一点题外话。
看片的时候，我前后左右看看，原来处在小钙（疑似！）和老外的重重包围之中！老外看到小钙们，就开始讨论钙话题，什么你有钙友我也有钙友blabla...

苏宛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意识形态最为复杂的电影，（甚至比“第七封印”还要复杂得多），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的复杂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这部电影里Fritz Lang
和我们探讨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矛盾，宗教，恋母情结，父权，乌托邦，是的，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笑）
  电影开场，那不断运作的机器，那生活在“地下”的步履蹒跚的工人，是的，它让我想起来卓别林的那部“摩登时代”。只是作为一位德国导演，他的镜头更冷峻，不同于卓别林用喜剧性的镜头展开。但都一样的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也就是现在）有多么冷酷。
  电影开场，资本家的儿子背叛了父亲，站到了工人阶级的阵营里，按照我们以前的话说，“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种理解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父亲和儿子是为了夺得父权而斗争。当资本家的儿子作为工人阶级在“地下”听“布道”时，这个电影中最重要的角色Maria出现了，在这部电影中Maria代表了母亲，纯洁的女人（圣女），淫荡，恶毒的女人（潘多拉）三重角色。Maria告诉工人们，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资本家的新城市叫“新巴别塔”）并暗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应该有个“协调者”的角色来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个“协调者”一方面像电影最后所展示的那样，是资本家的儿子，还有一方面是宗教，也就是Maria所指的”人心”，这也代表了导演的想法，未来的世界，将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对立的社会，要使这种对立不尖锐到相互斗争的地步，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两方都应该建立一种对宗教的崇高信仰。当然我不想简单的这样说，我想说的是，Fritz Lang认为在未来高度发达的社会，人性的关怀始终应该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宗教是这种“人性观”的重要媒介。要知道，在1927年，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前瞻啊！
  然后电影中出现了那个机器女人（也就是Maria的潘多拉的一面），首先，我们要知道资本家是按照自己妻子的形象设计这个机器人的，然后，那个发明家才按照Maria的形象，设计机器女人的，所以机器女人又同时具备两个角色，恋人和母亲。当资本家的儿子看见Maria和自己的父亲拥抱而气愤时，我们知道资本家的儿子是有恋母情结的。
  当电影最后，工人阶级在Maria（潘多拉）的煽动下，对资本家“造反”时，出现了水灾，这让我想起了圣经里的大洪水，就像在巴别塔的故事里，上帝使人类讲不同的语言。我想，导演是指人类的这种“不和谐”的行为使上帝发怒了。
    电影的结局是乌托邦式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在资本家儿子（协调人）的撮合下，轻轻一握手，解决了所有问题。
  最后，我要说句大不敬的话，我喜欢这部电影几乎全部，但不喜欢这个结局，无关信仰，只是作为乌托邦式的结局，太过简单。
  不管怎样，这部电影是不朽的，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据说最近发现了这部电影遗失的那些胶片，还要发行蓝光DVD,希望我能早日看到）

《大都市》无疑是默片时代最经典的黑色科幻寓言，未来城市不断地向上向下扩张自己的躯体，仿佛热带稠密的雨林，不同的植被层上聚居着不同的族群。——在机器的轰鸣中，影片拉开了序幕，身穿黑色工作服的人们僵尸一般走向了冰冷的大机器厂房，乘着电梯到地下工作；而在城市的高楼之上，衣着光鲜的人们则在尽情娱乐——森然对立的阶级，剥削和吸食得那么明目张胆。可是，如果以为影片旨在鞭挞这种不公，那就错了。看这句台词，“The mediator between Hand and Head must be the Heart!”竟然在片子的中间和结尾反复出现，完全就是中心思想了。
“头”当然是城市的统治者，把握着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命脉，以他为代表的上层充分享受着闲暇和文明的成果；而“手”则是地下居民，他们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不停干活。谁是“心”呢？统治者Joh Fredersen的儿子Freder。
Freder偶然遇见了来自地下的女子Maria，她召唤着他去关注一个被忽略的世界，地下的阴暗与愤懑。——又是Maria， 这个名字带着圣母的光辉呢，她还是一个先知，在地下对工人们发表动人的演说以抚慰他们受挫的灵魂，她散布着“心”即将降临的讯息。她演说的内容是电影的一个中心意象，改编自语言巴别塔的故事：人们想建造耸入云霄的高塔，以传扬自己的伟名。但想建塔的人自己不劳动，而是雇佣了别的人来劳动，但用手建造高塔的人却不理解塔的意义。头和手严重分裂了，只有心才能重建头和手的紧密联系，压制头的傲慢以恢复手的尊严。Freder和Maria再次相遇了，他们彼此一见钟情——上层与下层的调和又要以如此老套的方式进行么？
父亲窥视到了儿子的行踪，他要求科学家Rotwang把Maria变成机器人。——科学家的实验室类似于中世纪的炼金室，带着鬼魅的化学气息，还有有无数秘密通道，连接着大都市的上与下。Rotwang到地下抓住了纯洁的Maria，并且成功地把她的面容复制到了机器人的身上。新诞生的Maria是红色的，科学家又在她的密码里偷偷添加了死本能。于是她以巴比伦大淫妇的形象登场了，引诱着上层的纨绔子弟为她疯癫决斗；又跑到下层去教唆工人们摧毁机器，破坏城市，交通瘫痪，洪水泛滥——她是无节制的欲望和摧毁。在城市行将崩溃之际，白色的Maria从Rotwang的炼金术室里逃了出来，她终于又和Freder遇见了。他们似乎成了救世主：一起救出了在被围困在地下的孩子们。
红色的Maria被绑在火柱上烧死了，临死前，她兴奋异常，只到化作一堆钢片。耐人寻味的是，科学家看到自己的红色Maria已死，就奔向了白色的Maria。Freder自然要保护心上人，一番搏斗之后，科学家从教堂上摔死了。为什么死的是科学家和机器人呢？他们真是冤枉，被利用之后又成了替死鬼。劫后余生的工人们接受了调停，这个时候“心”降临了。Freder把父亲的手和工头的手拉在了一起。并且还加了一句，“多点儿忠诚，少点儿阶级意识。”
可见，影片的政治态度还是保守的，主张调和而非对抗，淡化阶级强化制度。社会被比喻成人体，任何一个器官都是孤立的，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功能和生命。不同的人占据着不同的器官，器官本无高下之分，要建构一种平衡的动力学，“心”是不可缺少的桥梁。当然，影片也表现了剥削，工人们死气沉沉的形象与地狱一般的劳作都在意指着剥削的无所不在——但剥削在这儿并不能归结于某个阶级，剥削是个情绪化的字眼，人们总习惯于转嫁自己的苦难，却忘了自己的位置。在《大都会》里剥削被转化成机器，或者说异化了。但这个异化并不是个人的异化，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异化：产业工人成为“手”并不可怕，统治者成为“头”也无可厚非，可怕的是这个“手”没有了跟“心”或“头”交流的机会。这套理论到是很符合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呀，还强调各部分的“联络”。——但这种状况恰恰是马克思一直警惕和抵制的异化，人彻底成了手段，沦为社会机体的器官，脂肪或头皮屑了。当然，人又怎么可能是目的？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躯体的哪个部分岂非最有自知之明的选择？不要妄图谮越，离开了躯体，只是一无所是罢。因此，《大都会》尽管令人心寒，眼光却犀利地洞察了人类的位置，无论是福是祸，总得继续干下去。
结尾的时候，工人们照旧僵尸一般去上班，一片升平。庞然大物之中，要紧的是把每个人都摆在合适的位置，个人的全面异化不可逆转，却成就了高效的制度性运营，只为了巴别塔扬名的速度。然而，速度也预示着毁灭，红白Maria本来就是一个人，临界点总会触到，而造物终将会反抗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