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生梦死

干了这杯爱的烈酒——张作骥柏林访谈

文 / 柳莺

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张作骥仍旧没有放弃他的电影事业。《醉·生梦死》入选第65届柏林全景单元进行全球首映，他也趁势回到了这座阔别七年的城市。在《当爱来的时候》、《暑假作业》的清新之后，《醉·生梦死》再度回归张作骥黑暗凝重。虽然在前期的媒体报道中，“首度触电同志题材”是该片的最大宣传点，但张作骥本人却坚持电影的核心故事有关母爱，及其所带来的感动与负担。情绪化的摄影风格，让整部影片看起来仿佛双脚离地少年的白日梦，冲动、慌乱，处处是碰壁后的挫败感，张作骥则将其视为当代青年生活的真实表达。

爱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负担

问：电影的名字本来叫《爱是蓝色》，我们在影片中也能发现很多蓝色的元素，后来为什么要改成《醉·生梦死》？

答：关于电影的名字，最开始的时候定下《醉·生梦死》的题目，后来因为手头恰好有一个叫做《爱是蓝色》的剧本。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故事，也没有同志的桥段。电影中男主角是一个杀手，整日混迹在菜市。他眼中的血是蓝色的，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女孩，发现她的血是红色的，整部电影其实是一部被暴力包围的爱情故事。后来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还是想回到更务实的角度，谈谈自己更感兴趣的“母爱”话题。于是把《爱是蓝色》中的一些元素挪到《醉·生梦死》中，去年年底最终敲定这个题目，恰好李白在《将进酒》中有诗言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诗歌中悲观诗意的情绪，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要基调，表述在诗意状态之下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有隐喻意义，生活在生与死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 问：电影表达了包括亲戚、爱情、友情在内的各种感情，角色之间的关系也仿佛被诸多无形的网所束缚。您如何在电影中安放那么多错综复杂又细致而微的感情？

答：拍摄这部电影的缘起，是看到一位香港作家写的家族故事，其中讲了很多有关父辈对儿女的爱。父母之爱是一种关怀，同样也会造成负担，这是华人社会的普遍现状。母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可以保护人，也可以杀人。我希望在电影中勾勒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华人母亲，让观众可以在她身上投射不同的个体记忆。放在我自己的创作谱系中来看的话，之前我分别拍过有关父亲的《美丽时光》、《爸，你好吗？》，讲述母亲的《当爱来的时候》，以及讲述小孩的《暑假生活》。

《醉·生梦死》还是延续了我对亲情主题一贯的关注。“母爱”是电影想要表达核心内容，所以电影的标题也提纲挈领地用标点把母亲代表的“醉”和其他三个字分割开来。

吕雪凤饰演的母亲是片中灵魂般的人物，而这位母亲，又恰恰是沉醉在酒精之中的不快乐的人，那么她给予周遭人的感情，也将会很大的包袱。哪母亲的肉身在电影中出现的场合很少，仅开头和结尾两个场景。片子的主体部分，她的“不在场”却推动着片中所有的人物去建构、重组他们彼此的联系。王静婷饰演的年轻女子大熊和郑人硕饰演的硕哥谈恋爱，硕哥称自己的母亲在美国，而其实他的母亲早已不在，他对女友的感情更像是对母亲的依赖，这也可以解释他在电影中为什么会如此在感情问题上放浪形骸，因为在他看来，兼具母亲身份的女友仿佛是有血缘的亲属，不论如何都不会离开自己。他未曾想到自己的不羁，最终会引来大熊作为女性的反抗。同样，母爱引导着李鸿其饰演的老鼠和黄尚禾饰演的哥哥重新发现彼此的兄弟情谊。 问：片中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否有您个人经历的影子？

答：可以这么说，我是完全将我的个人经验投射在这部片子中，包括很多细节都参照了我自己的生活，比如哥哥出国前，妈妈一定烧香，把具体的航班号告诉佛祖，才安心让儿子坐飞机。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有点像片中的那一对兄弟。母亲的爱没有错，但也给我自身带来不少困惑。其实我所有片子里母亲都是这么一个形象，只不过这一次我把它摆到台面上来，进行深度的展示。

风格化表达，为当代青年发声

问：电影里出现了很多动物，比如蚂蚁、金鱼、猪，甚至蛆、老鼠等，您想表达什么？

答：我不喜欢拍都市，西装领带的生活都不感兴趣。我喜欢都市旁边肮脏的巷子，以及巷子里这些整天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小人物。电影中的人物和这些动物都有对照，我写剧本的时候希望通过这些动物表达一种悲观的生活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刻画当代台湾青年双脚离地，却又不得不苟且偷生的境遇。但在电影里，我把人物和动物的一一对应弱化了，我想让观众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不同性别取向的观众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很看重在电影中的留白，不要说透，包括电影主题曲《将进酒》，我也拒绝把歌词打出来。我无所谓柏林的观众是不是听得懂这首歌在唱什么，它只负责营造一种意境而已。 问：说到《将进酒》，为什么您会选择南管这种乐曲形式？

答：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请到非常有名的南管艺人王心心演唱这首调子。南管是一种很传统的乐曲，有古乐的遗风，咿咿呀呀的，我非常喜欢，但现在年轻人肯定不会听，所以把它用在片子里，我有点压力。最后把它和母亲捆绑在一起，因为它很契合母亲这一年龄层次的妇女。只要母亲出场，就配上南管音乐。运用这一古老的乐种，也有意和当下的都会生活拉开距离，产生对比。

问：电影的摄影风格和前作相比，也有不小的变化。从一种比较正统的写实风格，一下子变得非常情绪化，大量地使用特写，对细节长时间的定格，您是可以想通过这种方式造成视觉上的迷幻效果吗？

答：我希望用镜头的晃动感，表达人物内心的迷茫。感谢两位年轻的摄影师，将这种晕眩的视觉效果拿捏得比较妥当。当然在我看来，他们某些运镜方式还不够大胆，比如对人物的追踪跟拍还有些扭捏，没有放开。下一部片子，我会和老摄影师进行合作。 问：幻想在您的电影中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醉·生梦死》也是如此。电影的结尾，妈妈“死而复生”，倒掉手中的酒，预示着一种温暖的和解。您似乎总是通过幻想来中和电影中消极暴力的情绪？

答：幻想是欲望的源动力，当代青年幻想能力匮乏，生活的注意力也被科技所占据。电影中的幻想，是一种比当下生活更好的状态，是一种希望的呈现。电影试图在华人世界中阐释李白诗歌中的生活状态，生和死本来就是一个轮回，而梦或者说幻想则是对于心灵的补偿。

问：首次拍摄同志题材的影片，是什么初衷，拍摄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我喜欢拍男性，独缺同志，《醉·生梦死》算是开了我自己的先河。恰好在华人社会中，“出柜”还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同志性取向的暴露，可能会父母辈的传统观念产生激烈的碰撞，所以我决定用同志的主线来引出母子矛盾的根源。不过电影中妈妈的反应，也不是那么激烈，反而是担心的情绪更胜一筹。其实之前我也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不能被记录下来，包括同性之间的感情，既然实实在在地发生，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没有差别。电影里的激情戏，我拍得比较保守，但很陈恳，开拍之前让演员在红楼（台湾西门町同志酒吧聚集地）混迹观察了很久。如果我的电影能有什么社会功用的话，也希望它可以站出来，为同志群体发声，也算尽到了我的社会担当吧。

问：您的电影风格还蛮多变的，从早期那种爽直激烈甚至暴力的风格，到文艺清新范儿，您都尝试过。在两种风格间“摇摆”，是您有意地想挑战自己对不同类型电影的驾驭能力吗，还是说您想可以回避近几年被外界所熟悉的台湾电影小清新的形象？

答：我喜欢根据不同的题材，选取相应的拍摄风格。《忠仔》、《黑暗之光》、《美丽时光》这三部有关青少年，形式上会比较热血。《蝴蝶》讲述父权，所以会相对凝重黑暗。拍完这些电影，突然又想讲述比较温馨的感情，于是有了后来的《爸，你好吗》、《当爱来的时候》和《暑假作业》。《醉·生梦死》里又回归了激烈和阳刚，我比较希望呈现自己的私人情感，整部电影好像一场冒险，也是对我最近背负母爱压力的一个释放。

“不信任”是商业电影的思维

问：您不断在拍戏的过程中发掘新的合作者，《醉·生梦死》中的年轻角色也使用了清一色的新面孔，为什么您会这样选择？

答：我永远都期待新人能够带来新的感觉，我也比较擅长把演员的缺点变成优点。新人身上缺点很多，我不断地通过联想把这些缺点变成角色的特点，比如难看的走路姿势、不经意间的小动作等等。当然，对这些年轻的演员来说，他们也可能因此看不到自己表演的不足。有些演员演完我的电影，拿了某某新人奖，之后跑到其他导演手里，还是会被批评不会演戏。其实这也不是演员的错，只是合作双方没有磨合好罢了。

问：您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更偏向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

答：我非常希望能吸引很多人来看。在台湾，大型的电影越来越多，独立的制作空间很小。但我对大投资没有什么兴趣，对于创作的牵制太多。一旦把电影的感觉和故事换算成投资，追问其商业市场的大小，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项很不纯粹的任务。每次我写剧本时，也会考虑是不是要请知名演员加盟，以方面募资。但转念一项，新人演员这一块，这二十年几乎没有人在努力，于是还是调转枪头，多多寻找和新人合作的机会。谈论当下的电影，不应该从商业电影入手，因为“商业”已经是一个结果，是一群投资者分析自己有没有赔钱而定出的衡量标准。

商业电影的思维就是不信任的思维，电影如同一个浩大的工程，抱着对导演、演员和观众的不信任，它从启动伊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成本预算，在每一个环节锱铢必较，为拍片子的过程加上种种保险的枷锁。

当下市场上的电影，在我看来只有两种，一种通俗片，一种低俗片。我拍的就是通俗片，在成本的控制之下，得到创作的最高境界。如果它卖钱，它就变成了商业片。好比大陆很红的《小时代》，第一部开拍的时候，并没有走大量资金的投入。市场爆炸式的反响过后，后面的续集才走上了商业制作的路子。但反过来，不卖钱的不一定不是商业片，比如《太平轮》，票房不好，但你能说它不是商业片吗？ 问：《醉·生梦死》在台湾上映的规模如何？您对票房有期待吗？

答：放映的规模肯定不大，这也是一贯的现象。大片排片量大，放映的厅数多，但只是吸引第一波观众而已，我自己只能说争取让小厅坐满，观众觉得片子好看，就可以了。不过保本还是可以做到的，《醉·生梦死》花了将近两千万新台币，前期拍摄尽量压低成本，然后卖一卖版权，就差不多了。

问：下一部片子有什么计划？

答：我正在写一个剧本，讲述一对老夫老妻的生活，过了五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突然一方去世了，另一方在七天之后也随他（她）而去。中国有“头七”的讲法，我希望用二十来个镜头把这七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拍出来。

本文节选刊发于《电影世界》2015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