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

日前，电影《武训传》又火了一把，这部被冠以“新中国第一禁片”的电影正式发行正版DVD，此举被不少人视为“解禁”的标志。
    《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贫苦农民武训走街串巷，“行乞兴学”，靠着自己的乞讨，硬是建起了一所所学校，《武训传》讲述了武训的这段传奇人生。
    《武训传》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拍摄了，不过最早的片方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拍摄，后来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0月，才最终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公映。
    刚公映时，各方反响都不错。不过好景不长，《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中称《武训传》“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该文由毛泽东修改审定，此后，全国上下便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浪潮。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电影批判事件，而《武训传》所谓“新中国第一禁片”的名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批判式放映”

从历史事实来看，首先，《武训传》是进行过公映的，并没有被彻底尘封；其次，即使《武训传》后来成为了批判对象，但对其的放映行为其实并没有停止，有时候，为了批判该片，反而先要进行放映——姑且称之为“批判式放映”——事实上，对《武训传》的“批判式放映”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所以，《武训传》遭受经由领袖发动的批判浪潮不假，但从始至终很难说完全被禁映了，非要给《武训传》戴一顶“禁片”的帽子，并不十分妥当。
    从电影史上看，《武训传》的遭遇是个普遍现象，很多电影都曾在“批判式放映”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早春二月》，为了批判的方便，还特意对其不作任何删改，得以完整放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方式，各级地方相关部门都按照官方的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任务，进行电影发行、放映，真要说“禁片”，在这种环境中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甚至，连获得搬上银幕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那时连拍摄电影的基本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的）。
    由于完全没有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环境，所以，“批判式放映”成了不少影片大规模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极其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到的电影作品少之又少，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式放映”，反而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公映方式，但无论怎么衡量，这些电影都没有被完全禁映，算不得“禁片”，更准确的表达，恐怕应该是“受批判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有许多影片从制作完成就进了仓库，由于技术指标不合格，或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影片从未被纳入公开发行、放映的渠道（譬如早期大量的戏曲片和后来的一批实验探索片），但这些电影显然也不能被称为“禁片”——它们只是不值得公映罢了。

从未被正式平反

所谓“解禁”，自然是基于对《武训传》之类的电影“禁片”身份的认定而言的，不过更惯常的说法，似乎是“平反”。事实上，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他的讲话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当然可以看作是代表执政党对《武训传》问题的表态。此后，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武训传》的问题，基本上都表示了对《武训传》批判的不认可，由此，不少人认为《武训传》已经被“平反”（不过也有不少人如崔永元就认为这不能算平反，他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胡乔木说的话不能算是为《武训传》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国家、政府来批判的，那当然要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给它平反了。”）
    但不管怎么说，《武训传》的公开放映已经不是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回顾展，该展览上就放映了《武训传》一片，不过，这次放映也不等同于当下我们俗称的“公映”——我们现在说的“公映”，是指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在电影院面向全社会进行的公开放映（依据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不过，当时就有媒体以“新中国首部禁片开禁”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这并不确切——5年前的2000年，上海的民间电影文化机构就在图书馆举办过孙瑜百年诞辰纪念放映活动，这次活动上就专门放映了《武训传》的录像带；而更早的1996年，一部名为《武训》的电视剧便已经播出，这不争的证明了武训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题材，已经完全没有限制。
    1950年公映的《武训传》，到今天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了所谓的“公版”电影，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生产、制作《武训传》的音像制品，此次《武训传》正版DVD的发行，就是完全的企业行为。

    发行DVD不是“解禁”

    不过照前文所梳理，《武训传》其实从未被禁映，“解禁”自然就无从谈起，2000年的录像带放映和2005年的回顾放映，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映”。
    而正版DVD的发行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解禁”——例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一片，就因为“违规参赛”等问题，一直未获准在内地院线公开放映（通俗的说就是“禁映”了），而在2006年，《鬼子来了》的正版DVD却获准公开发售，这实际就反映了电影作品在不同渠道和不同部门的管理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需要电影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许可；发行正版DVD，则主要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审核。
    打着“禁片”的名头，自然能为《武训传》在大众媒体中吸引更多的眼球，但经由对电影史的耙梳和对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的整理，却发现许多哗众取宠的媒体表述并不可取。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武训传》的“重出江湖”，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宝贵电影遗产，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了，是该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了。

来源：中国网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许多年之后，当我窝在沙发里终于看到那部叫《武训传》的电影时，不由得想起了瞒着大人偷偷阅读“大毒草”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好吧，我承认，这个开头是我抄马尔克斯的。但这也是一个事实。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书架上，除了各种版本的马恩列斯毛选和一些“政治正确”的书籍之外，还有一点“毒草”——这些“毒草”大都标记着“供批判用”，爹娘是不准我碰的。而这些“毒草”对我来说，吸引力非常之大。必须首先澄清的是，早在背起书包上“抗大小学”之前，我已经拥有了和一般成年人不相上下的阅读能力，这首先得感谢我那早逝的姥姥，是她老人家用满街的大字报为我启蒙，从此走上了识字、阅读的探索发现之路。拥有这样能力的孩童，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但在那个时代，却足以让人目之为“神童”，而且让我变得“骄傲自满”——这个词是自小学开始每年都会出现在我操行评语上的字。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娘在1979年暑假里逼我背诵的那篇《伤仲永》，但今天的我，确乎已“泯然众人矣”。

好了，书归正传。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星期四下午，因为在那些下午老师们要集体参加一种叫“政治学习”的活动，这让我们这些孩子得以每周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对于我来说，那些星期四的下午是难得的黄金时光，因为可以从书架上抽出那些“供批判用”的“毒草”尽情阅读。《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就是在其中的某个星期四下午读完的，这两个故事曾经为我换来一些零食，例如半片抹了猪油的馒头片，或者一勺用来抹馒头片的麻酱。从这个意义上说，“毒草”还是有些实用价值的。

当《武训传》这部电影终于以DVD的模样拿在我手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把《清宫秘史》、《逆风千里》这些当年的“毒草”电影一一搜罗看遍的我，居然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大名鼎鼎的“第一部禁片”。当我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恍然发现，其实是跟它太熟了，因为在多年之前读过剧本并多次给小朋友们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武训传》中的一些场景和台词已经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让我以为我早已看过。

的确是太熟了。无论是小武训学人家打把式卖艺时喊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还是私塾先生那一句“要饭的还想读书”；无论是举人老爷、赌徒里正的赖账，还是武训梦中的地狱；甚至，还有那个把大拇指变没的小戏法儿，等等等等。三个多小时中，这些电影的情节和细节，许多次唤醒我的记忆，并与赵丹们的表演吻合在一起，让我感到这部从未看过的电影其实是个老朋友。而关于这个老朋友的一切，在当年阅读剧本以及后来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其实也早已熟悉了。如同一个在微博上互动了很久的网友，一朝相见便如相识多年。

当年他们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是在后来的阅读中逐渐了解、逐渐理清的。因为那不仅仅是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也是影响至今的政治。搞搞清楚，还是蛮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电影，便不会有更深的认识。

说实话，《武训传》中的武训其实已经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武训，而是一个被人为拔高、赋予了一定革命性的武训，虽然他的革命性无非也就是不拿黄马褂当事儿、也就是与周大这样的“长毛”做个朋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整部电影其实是左倾的，虽然武训行乞办学是一条主线，但这条主线已经被周大的“武斗”、被揭露“万恶的旧社会”的等等情节冲淡了许多。正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很左、甚至颇有些呼唤革命意味的电影，当年却被《人民日报》那篇经过毛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称之为“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让我感到有必要重温当年的一些史料，重读当年的一些批判言论。

掩卷之后，不禁长叹。那些史料和批判的言论都在，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过之后，你会懂得什么叫深文周纳，什么叫君心难测，什么叫欲加之罪，什么叫“政治”。

抄一段赵丹先生的话：“当批判的阵势突然在一个早晨拉开时，孙瑜和我简直吓傻了眼……我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和开朗，变得终日惶惶，常常寝食不安，彻夜难眠。在家里，我不再是温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却像一头暴躁的狮子，动辄大发雷霆……批判运动总算过去了，伤痕却永久地镌刻在心上。……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内因将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而当时所产生的直接的社会效果，便是为解放后的文艺批评树立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风气。这部电影既然在政治上是被彻底否定的，那么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了？我实在想不通。”

赵丹先生的“实在想不通”实在很简单，因为他是个艺术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更不懂得艺术在政治面前实际上只是个奴才或者婢女，举人老爷大笔一挥，寄养契约会变成卖身契，存在柜上的工钱在账簿上也会归零。1980年，赵丹先生在那篇至今仍然被人不时提起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中，直言不讳地认为“文艺，是文艺家的事”，对文艺创作管理约束太多，只会“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现在看来，这些被当做赵丹先生遗言的话，仍然只是纸上的遗言，而赵丹先生仍然只是一个艺术家，满怀希望，至死不悟。这让人不由得为赵丹先生叹，为他老人家不值。

至于有人把《武训传》DVD上市看做是某种信号，则让我不由得苦笑。想什么呢？趁着DVD还有货，抓紧时间看看吧。武训的确是赵丹先生的巅峰之作，此前小广播，此后林则徐，再无超越，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