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2015.10.20 《日瓦戈医生》让我想起了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乱世佳人》，二者都长达3个多小时，都是由小说改编的，都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并且作者都是持同情保守力量的态度，影片都获得了诸多奥斯卡奖项，而原著，前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者获得普利策奖。

在《乱世佳人》里，南方的庄园主和奴隶们相处和谐，主仆情深。南北战争前，大庄园主们过着成天开party、舞会，只为爱情发点无伤大雅的小愁的快乐日子；而开战后，原本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不得不上战场，要么战死，要么吃尽苦头、狼狈返家，原本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小姐们，不得不干农活，斤斤计较地过紧巴日子。在《日瓦戈医生》里，内战（剧中人这样称呼十月革命）前，贵族家庭温馨美满、生活富足、其乐融融；开战后，贵族自然没有好日子过，物资紧缺，难觅容身之所，但即使平民百姓，过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感觉就是整个社会都被革命毁了。不过《日瓦戈医生》没太表现贵族对生活一落千丈的不适应，反而展现他们凭借高尚、坚毅、宽容的美德，积极乐观又平静地开创了新生活。与之相反，红军、革命人士的形象实在不佳，凶残、冷漠、毫无人情味、蛮不讲理。这又让我想起了反映美国主流价值观（偏右偏保守）的《阿甘正传》，里面把左翼青年塑造为吸毒、酗酒、滥交、打女人甚至穿纳粹军服的形象，实在有点过了。再一看《日瓦戈医生》是美国1965年拍的，恍然大悟，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红军的印象自然是极坏的。

看《乱世佳人》时年纪还小，没想更多，情感只系在主人公身上；但现在看《日瓦戈医生》，会觉得逻辑有点可笑，贵族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了曾经的优渥生活，值得人们同情和鸣不平，那么革命的民众难道是因为曾经生活得很好，才想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么？难道他们就应该忍辱负重，甘于贫困，而认为贵族们过灯红酒绿的生活理所应当，自己一点也不该惦记，更不该妄想改变吗？落难贵族的确可怜，但无数平民一直处于难中，岂不是更可怜。

巧得很，先带丫头一起看了《白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没经历过苦日子的女孩子，不能想象昔日沙俄时代荣华富贵的伯爵一家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流亡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何以顿时陷入食不果腹、寝无尺榻的绝境，必得依赖年轻的伯爵夫人强颜欢笑在鱼龙混杂的舞场挣几个琐碎银两才能过活。

如何跟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解释呢？没有经历过贫穷年代，甚至在课本上也少有接触近代史的90后，眼看就要进入成年。蜜罐子里泡大的他们，想当然以为生活将按原样保持下去，若果真有什么改变的话，总归会越来越好的，进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嘛。

只是生活之路有时候未必总是坦途。父母可以用最深最多的爱来帮助孩子，孩子可以用最大最多的努力来实现理想。那么，这理想看来并不难实现了，如果，如果够幸运，如果你恰巧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一个与动荡、战争、毁灭无关的年代。这样一想，又重温了一遍《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是不幸的，因为他的理想他的追求甚至他的爱好都与所处的巨变年代格格不入，即便聊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在那个时代大潮中也使他失去的更多。他的不幸起初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悲伤：幼年失去慈母的男孩，幸得母亲闺蜜收留，成为莫斯科富裕家庭的一分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悬壶救世的杏林新秀，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冬妮娅共结连理，诗意人生竟成令人艳羡的生活常态。那是1914年一战前，或者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

那个年代的日瓦戈是志得意满、青春飞扬、满怀理想的，为什么不呢？在他看来，美好的人生是需要表达的，用诗的方式。表达心灵的文字最易引起共鸣，甚至喜爱与崇拜，因为对美好的向往是人之常情。喜欢日瓦戈诗歌的，有很多年轻人，虽然这些年轻人并非个个都有看起来美好的、值得歌颂的生活。比如17岁的寡妇裁缝之女拉瑞，比如拉瑞的男友、激进的青年学生帕沙。几个互不认识的青年人，在当时唯一共同的连系是诗歌——日瓦戈的诗歌，并不知道日后大时代的浪潮会将几粒似乎永无交汇的细沙强行冲刷到一起，彼此都体无完肤、伤痕累累。

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变成苏联！正从一战对德鏖战的冰天雪地里撤退的俄军，就地后转成了苏维埃红军。队伍里有当初志愿加入卫国保家行列的随军医生日瓦戈，有当初满怀新仇（妻子被沙俄时代恶人凌辱）旧恨（组织游行时被沙俄骑警砍伤）报名参军的帕沙，有千里寻夫变成战地护士的拉瑞。

日瓦戈只想回家与妻儿团聚，只想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拉瑞只想找到丈夫一起回家与女儿团聚；帕沙不一样。对于帕沙，这是一雪旧耻、报仇雪恨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甚至名字。

可是改了名字的帕沙并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疯狂地接革命之名杀戮并不能释放他心底的仇恨。伟大的革命，因着一些狭隘之人的龌龊心理在偏离正轨的同时也失去了更多的人心。

6个月革命队伍中互相合作的医护关系在日瓦戈和拉瑞心底种上相互倾慕的种子，或许在日瓦戈还有一丝怜惜（在目睹几年前拉瑞被欺凌愤而枪击恶人后）、几分吸引（对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这样的爱以战友之间友谊的形式存在，直到双方分道扬镳各奔自己的家园。

还有家园吗？革命委员会带着13家房客以共产的名义住进昔日的大宅，主人家还要千恩万谢的，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造剥削阶层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昔日金枝玉叶的冬妮娅卷起袖子开始操持家务，始终不忘给爱人、孩子、老父一个微笑时，总让我想起流亡到上海滩上的伯爵夫人索菲亚，女人的毅力与坚忍只有在逆境中才有完全展现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去刻意寻求。

莫斯科呆不下去了。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兄弟早早走上革命道路，已然是莫斯科城里小有权力的警官。一直在暗处观察的哥哥对日瓦戈的诗歌也是喜欢的，只是限于身份不能表达。革命需要的是慷慨激越振奋精神的呐喊呼号，那些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的无病呻吟、小资情调，统统见鬼去吧。

血液里一定有什么支配着哥哥为日瓦戈一家弄来了出城的通行证和车票，三代四口扶老携幼开始向遥远的乡村避逃，心里是充满希望的：偏远小村里有昔日的度假屋，只要能容得下四口人与世无争地生活，别无所求。

旅途的辛苦与沿途目睹的惨景语言无法表述，与红军高官帕沙的不期而遇让日瓦戈深深担忧起拉瑞的命运。这一程的终点与拉瑞生活的地方并不遥远，两个互相牵挂的人是不是能重逢呢？

乡下一段桃花源般的日子虽然物质上贫瘠，但至少一家人可以相互厮守。窗外尽管冰天雪地，屋内却是其乐融融。再过几个月，日瓦戈和冬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新的生命总会带来新的欢欣吧。屋外的黄水仙迎风摇摆，生活似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在镇上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的日瓦戈与再次寻夫到此的拉瑞不期而遇。大概这就是宿命吧。有些人注定是要重逢的，哪怕经历再多的分手。好像有些受潮的火柴棒，第一次未必能点燃，但只要你坚持划下去，总有一次尽情的燃烧。

心和身在冬妮娅和拉瑞间游走煎熬，绝望的处境绝望的人们只有互相安慰才可以鼓起生活的勇气吧。这样并不公平，对任何一个爱你的、你爱的女人。日瓦戈在妻子和情人间必须做出抉择。好，就在这个下午让事情有个了断吧，让自己回到贤惠善良的妻子身边，和命运多舛的拉瑞分手吧。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去爱所有爱你的人们，信不信由你。

天意弄人！一场道别让日瓦戈失去了不止两个女人，还有所有的家人。半路上被跟踪他很久的游击队劫持为随队医生的日瓦戈，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两年的游击战中目睹了无数的死亡，牵挂的终是最爱的亲人。终于可以鼓起勇气逃跑了，千里冰封的荒原上，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人向着家的方向用足印丈量大地，偶尔见到同样逃难的孤魂野鬼，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他的冬妮娅、他的萨沙、他的岳丈啊……

终于走到镇上了，家人没有了，又逃回莫斯科了。拉瑞还在，一心守望着。从冬妮娅托拉瑞转来的信中，日瓦戈得知家人都逃亡到了巴黎，境遇和流亡到上海滩的伯爵一家大约相似。

山河破碎风飘絮，家人零落雨打萍。日瓦戈只有和拉瑞相依为命了。在这段日子里拉瑞是日瓦戈的缪斯，是日瓦戈一切灵感的源泉。厚厚的冰雪似乎挡阻了小屋外世界的一切，在白雪保护的水晶宫里，日瓦戈沉浸于爱与诗的美好……

雪终有融化的时候，蜗壳也有大难当头的噩运。当日瓦戈再一次不得不与拉瑞分手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带着一付疾病缠身的骨架，一个千疮百孔的心灵，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在苏维埃哥哥的照顾下，回到医院工作。

即便昔日悬壶济世的他，也不曾料到街上一个酷似拉瑞的身影让自己枯死的心灵仍然激动不能自持，继而引发心肌梗死，缓缓倒卧在与拉瑞几步之遥的街头。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与拉瑞有了一个女儿，虽然这女儿早早就失踪了；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那些曾经被喜欢、继而被蔑视、但最终又受到正视与欢迎的诗歌，在拉瑞与他哥哥努力下得以面世流传。

而他自己呢？像一粒滩上的砂石，经历了无数的冲刷、磨砺、践踏，被巨浪无声无息地吞噬。只有他曾经在欢笑时、痛苦时留下的一句句浅吟低唱，在风平浪静的夜里，伴着月亮，在一些亮灯的窗口回旋。有没有一个夜晚，这些诗行能找到他遗失的一粒粒珍珠，将它们一个个穿起来，带回他心灵安息的地方与他团圆？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几年前,看了<日瓦戈医生>的小说.看小说的机缘是因为一门课程论文,我选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来研究.当时就很喜欢.记得日瓦戈诗集里的句子:"当生活比生病更令人生厌,美的生存靠着勇敢的时候,你是我不幸中之幸,所以我们如此依恋."很多年过去了,留在心里最为形象的就是风中飘摇的蜡烛的火光,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冬夜,烛光微弱,随时可能熄灭.日瓦戈的生活,爱情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也如蜡烛般脆弱,飘摇.
昨天看了电影.有人问我看不看得下去?可是我却沉浸其中了.它让我想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话,那是陈寅恪先生写给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文字: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它们被刻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在日瓦戈身上,最为可贵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一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不管是面对革命或者面对革命之后，日瓦戈医生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在那样动荡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清醒。这种冷静是何等的珍贵。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投机或者功利主义直到今天依旧包围着我们。这些意识的存在大大的淡化了人类最广泛最永恒的爱，人类共同的美好感情。
而日瓦戈的生命和他的诗歌正是这种美的载体.影片里面反复展示美丽的天空,广博的俄罗斯的大地上不同的天空,四季各异的天空,而仰望这些天空的眼睛就是日瓦戈的心灵.日瓦戈改变不了俄罗斯的历史，甚至改变不了身边的任何人，但是他绝对没有服从或者迎合他不认同的时代，他没有什么主义，没有什么党派，从来都没标榜自己是最伟大最英明的，但无疑他心中充满着那个极权时代中最珍贵的真诚，善良和无畏。在火车上，当日瓦戈打开那个小小的窗子,看到窗外广大的俄罗斯的土地,天空,森林,我知道他有多么热爱这片土地.哪怕是和最亲爱的人分离,他也不会离开这块土地.
    高中时候听湖州师范学院沈泽宜老师做讲座时候,提到自己做淘阴沟工人的经历.想到了他引用的一句泰戈尔的诗歌.sigh.找不到原话了.意思是翻身的一群人很快就压迫另外一群人.这就是政治和革命.革命者成功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统一思想和清除异己。独裁者总是不允许自由的声音出现的，自由容易诞生平等意识，容易化解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所以日瓦戈的处境一直十分尴尬,艰难.而日瓦戈又是那么坚强.甚至有人说日瓦戈医生告诉我们的就是:路多远,心就要有多坚强.哪怕是孤独一人站在暴风雪中与狼群相对.他所能做的只是用柔弱的生命维护内心的完整和洁白。在时代风潮的骇浪惊涛，凛然不可侵犯地做一个节奏舒缓而从容的诗性生命.
    很多人把日瓦戈医生作为一个爱情电影来解读,因为尤利和拉拉的爱情.电影对于拉拉这一人物的塑造显然不如小说丰满.伟大的俄罗斯女性.帕斯捷尔纳克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写的: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你为我阻挡了绝望的路,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拉拉和东尼亚都有这样的气质.只是拉拉更有生命的力量,更吸引人.东尼亚是尤利戈的亲人,而拉拉却是他的爱人.影片中最为感人的就是尤利和拉拉的四次分离.每一次都看到他眼睛里大片大片的泪水.尤其是第三次离别,尤利疯一样的跑上楼,砸开窗子,因为他知道也许这辈子永远见不到拉拉了,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去另一个国度生活,而拉拉作为一个母亲,尤其是一个怀了尤利孩子的母亲得不选择离开.同样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第二次相逢和离别.当拉拉在玉里亭再次邂逅尤利的时候，她也是这样注视着他。她不敢相信突出其来的邂逅，低下头去掩饰自己的激动。尤利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还好吗？”战乱中
的重逢，使压抑已久的热情再也难以遮掩。 拉拉在被窝里问：“我们怎么办？”尤利说：“不知道。” 他们像一对草丛中的土拨鼠，茫然地倚偎着。望着春天的田野上挺着肚子的东尼亚，尤利终于下定决心与拉拉分手。东尼亚是尤利的妻子，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而且她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丈夫，她就要分娩了。尤利骑马来到镇上，对拉拉说我再也不来了。那是他们的第二次分手，拉拉泪流满面。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遍及当时苏联的每一个人，尤利和拉拉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两个。当人们不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生与死都是瞬间的偶然，这样的情势下，爱情显然只是一种奢侈。但是不论分别,苦难,死亡,尤利和拉拉让我们相信真爱是无敌的,真爱是永恒的.
    电影的音乐很美,十分好听.象一首忧郁而浪漫的俄罗斯交响诗，巴拉来卡琴轻轻地弹拨影片的主题曲，从表现人物的内心伤感开始，具有吟诗般的音乐效果，到影片结尾交响乐队激昂的应和，如万马奔腾而去，给经历苦难的人们阴霾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希冀。还有景色很美,象一幅深沉而浪漫的俄罗斯油画，春夏秋冬的色彩悄悄地蕴藏在影片当中一一呈现.

当听说个人生活 已经消失的时候

你是那么惊愕

俄罗斯的纯白的雪 皎洁的月光

喂养了你

还有动人的音乐 伟大的诗歌



当沙俄士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时

眼中饱含泪水 狼藉中救死扶伤是你


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处决沙皇的时候

震惊哀伤的又是你




不管世界流转 你总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有时人们会说 你是一个傻子



但是你知道

美好 善良 诚实 这些璀璨的宝石

它们的光芒 永远不会消失


不管激进 暴力 复仇与愤怒

如何伤害你和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