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刘杰导演回归现实题材的影片《宝贝儿》是一部关注边缘人群的电影，影片主题是弃婴和缺陷儿童。本片让我想起他多年前拍摄的《马背上的法庭》《透析》，叙事层面一向比较平淡的刘杰导演，在《青春派》《德兰》之后，沿袭《马背》《透析》的创作思路，创作了戏剧冲突更为明显的故事线，从平凡人物的言行举止中挖掘戏剧张力。

刘杰导演为本片筹备多年，早在2009年他就有了故事雏形，这几年他一边拍其他作品，一边念念不忘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他的一个朋友，生下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医生给他三天时间决定是否放弃。他和妻子三天没睡觉，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放弃北京高级白领的优越生活，卖掉家产带着孩子移居郊区。后来他到北京郊区探访某福利院，了解到总共1200多个残疾孤儿，都以寄养的方式生活在当地村民家里。他把这两段经历戏剧化为两个主要人物，构建情节上的关联，捏合成一部短小精干的电影。

为了让表演更贴近故事原型，刘杰导演用江萌式的办法塑造演员，前后三次建组拍摄的过程就像是重体力劳动，模拟他三天不睡觉的朋友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演员也三天不睡觉……种种体验派的办法让演员获取真实的精疲力尽的状态，本色出演精疲力尽的角色。

女主角江萌的人设很有韧劲，固执得有些犯傻，当这样的人物需要长途跋涉、跨越重重阻碍做出某个行动，她不会对所做的事情本身有过多犹豫，不去考虑是否应该做，做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后果，她是一定要做的；行动过程中她不会精心设计自己的行为，往往跟着直觉前进，显得笨拙而粗糙，甚至有些滑稽和怪异。从编剧角度讲，江萌这样的人物自带非常多非常适合营造戏剧冲突的情节点。刘杰导演利用江萌跋山涉水寻找先天缺陷婴儿的桥段，为她量身定做持续性的戏剧冲突，迟迟不让她找到婴儿，很有耐心地调动观众的紧张情绪，为这个人物加入十足的感染力。

刘杰导演说，如果一个问题已经被解决，那么拍出来的就不像电影，更像是一种宣传；如果一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么就值得把它拍成电影。很多编导本想在影片中提出问题，最终还是会把影片拍得力量过于强烈，看上去像极了口号式、宣传式的影响。毕竟，使出吃奶的劲儿向观赏者强调问题很严重、问题需要解决，这本身也是一种偏执。

《宝贝儿》则完全没有这种企图，得益于刘杰导演对素人演员的大量使用，以及对故事进行平淡处理的一贯风格，片中人物的举止都是一个人的抉择，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他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融入自己的群体。病患及其家属的群体本身是个边缘社会，他们是这些边缘社会里人微言轻的个体，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人还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

问题也许就在于此，这样的现象在一个完全正常的社会本不该出现，然而我们觉得他们的选择都是再平常不过，这样的人每天都存在于社会新闻中，每一个苦难故事可能仅仅化成推送里的几个字符进入我们视野，连我们都麻木了。编导成功消除了自己的存在感，为观众呈现的故事不夹带自己的观点，看完电影甚至感觉不到编导是否替他们，或者替这些小社会提出了问题，现象就摆在银幕上面，观众对待故事的态度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她死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当徐先生（郭京飞饰）如此告诉江萌（杨幂饰）时，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这是《宝贝儿》中诸多虐心的桥段之一，它的震撼力来自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必须吞下它的苦果。

是的，从结果的角度看，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真诚必然落败，唯有爱与苦痛，会长久地在心中徘徊，见证我们曾经活过。

《宝贝儿》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止一次上演：

弃婴江萌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所谓寄养，指政府将儿童委托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育，政府给予一定费用，故寄养不是收养，养父母并非孩子的监护人。

幸运的是，江萌在养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养父去世后，她与养母相依为命。

因先天残疾，江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医院当护工。恰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先天无肛的新生儿（与江萌当年是同样的情况），见治疗无望，女婴的父亲徐先生选择放弃治疗，将婴儿带到养老中心等死。

婴儿的遭遇激起江萌童年的苦痛记忆，她异常执着地要将婴儿找回。所有人都惊讶地质问：“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江萌铤而走险，将婴儿从养老中心偷出，并因此锒铛入狱。

在社会舆论干预下，江萌重获自由，婴儿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然而，一切努力最终徒劳，婴儿还是离开了人间。至少在理性层面看，徐先生当初的选择更正确。

江萌没能挽救小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却沦陷了：由于寄养期已过，按法律规定，她必须离开养母。她不解地追问：“我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养老？”

然而，在冷冰冰的规定面前，追问是无用的。

将养母送入养老院，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后，江萌拒绝了身边的爱情。

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放置了一份辛德勒的名单，但红尘中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它？生活是如此沉重，何况江萌又是一名残疾人。她之所以挫败，因为她太年轻、太幼稚，还不知道冷漠、无奈、疲惫是多么可怕。

《宝贝儿》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揭开了社会转型时期，每个小人物心中的伤疤。

几千年来，“人命关天”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绝不动摇的信仰。我们始终坚信，冥冥之中必有一种力量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现世的成功，更是为了那些不可让渡的道德原则。“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此岸，在另一个世界中与前辈相聚，那时，我们会骄傲地说：此生无愧。

然而，这个神话在现代世界被彻底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成年教科书。涉世未深的江萌鄙夷养母为骗拆迁费而采取的伎俩；她以为人人都会视生命大于天；即使判罪，她也不愿意说假话……

江萌以为这世界是由真诚与虚伪、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而构成的，但现实让她明白，在清晰的二元对立间，更多的是麻木、冷漠、不负责和自我沉沦，它们像灰尘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希望。江萌的每一次奋斗，都被应付挫败，即使她能战胜应付，却又无力挑战命运的裁决。

其实，哪颗心不是从清醒沦落为麻木的呢？

在江萌刺激下，无肛婴儿的父亲徐先生崩溃了，他凄惨地哭喊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

注定会失败，那就没必要挑战，注定会伤心，那就不如忘记自己的心。生活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落泪。江萌终于明白：唯有麻木，人才能接受命运的无情，才能让自己看上去还有尊严。

影片的结尾，江萌也成为说谎者的一员——开始为《残疾证》而奋斗。江萌别无选择，因为她要将养母从福利院中接回，她要挽救她最后的梦。

在我国，有接近1亿残疾人，占总人口的7%，也就是说，平均15个人就有1人是残疾人。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避免受歧视，刻意远离人群。于是，现代都市提供了这样一幅幻像：人人都是健康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命运的不幸，让他们替健康人承受了苦难，难道，健康人真的无需对他们负责？真的不应承担一份义务吗？

世界上有太多像江萌这样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人生的天花板就已确定。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难彻底突破它。除了一遍遍追问“为什么”，他们无法释怀。

时代如此飞奔，在漂亮数字不断翻新的同时，会有多少人去追问：那些搭不上列车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坦然地甩下他们，任时代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这样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跑得多快，我们都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宝贝儿》的表演特别精彩。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杨幂还能演这样一位边缘人——承受生活创痛，靠坚守原则来自我抚慰，遭遇生活百般挫折之后，她被动“成熟”。面对整天与自己吵吵闹闹的养母，曾经沧海的江萌说出了心中的感慨：“妈妈，谢谢你当年收养了我。”

杨幂如此细腻地演绎出江萌的性格成长历程，她从来不是宝贝儿，她必须活成一根刺。有多少个青春，就有多少个伤感的故事。因为所有自我的宿命都是遍体鳞伤，它最终会被抹去，会被遮天蔽日的麻木所窒息。

《宝贝儿》讲述的是几位残疾人的故事，但它的感慨却要广阔得多。在现代性的扭曲下，爱是否还有可能？我们还能重建意义吗？我们是否应继续坚持？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人味？……这些问题也许永无答案，但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下去。

刘杰导演，杨幂、郭京飞、李鸿其主演的《宝贝儿》错开了国庆档的厮杀，低调地在本周上映，没想到却迎来了罕见的评分“灌水”想象。此前，《宝贝儿》在题材和表演各方面都被业内和媒体看好，没有上映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上映后却连续被各路黑粉挤压，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国内院线电影的一个怪现状。

就品质上来说，《宝贝儿》这个片子，在国产片范围内，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演员表演上，都是花了心思，下了功夫的。这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欢笑、减压的商业片，但可以给人以安静的思考和沉淀。商业片可能就像满汉全席、大鱼大肉，而这样片子可能就是简衣素食、粗茶淡饭，在吃得满嘴油腻的时候，去看一部这样的片子，其实可以在精神上减肥，审美上消脂的吧。

一个健康的院线应该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类型片，都有，都具备，都能容纳，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既有精打细算的商业娱乐，也要有叩问心灵的人文探索，既要有天马行空的奇观，也有贴地而行态度卑微的现实，《宝贝儿》就属于后者。这样的片子能进入院线是难能可贵的，在一片沸反盈天之中，它像一个战战兢兢的孩子，想去给大家讲一个真诚的故事。

《透析》《碧罗雪山》《德兰》，一直以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切入现实生活，以凝视的态度去触社会底层的情感，是刘杰导演所擅长的，《宝贝儿》依然继承了刘杰这种简单质朴的力量，选题上让人敬佩，成片的表现力、浸透力，也可以说不落俗套。很多人以为可以赢得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影迷的共鸣，没想到才上映，就遇到了及其情绪化的狙击。

资深影迷都知道，能在院线看到刘杰导演的电影，挺不容易的，之前的《透析》《碧罗雪山》《德兰》等几部片子，都没能正式地和大家见面，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去选择观看，以为这次能聚集起一批影迷，重拾以前的感动，大家可以慢慢地去消化这个片子，让它在回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盈利，为刘杰下个片子继续出现在银幕做铺垫，没想到形式不太乐观。

目前，国内的艺术院线还未健全，观众不能进一步有效细分，院线也不能逐一分解各类题材，乃至很多小成本的片子必须和商业片同档厮杀、博弈，很多院线经理有心扶持，也无力面对同行竞争和公司内的KPI考核，这也是一种遗憾。那些洋洋自得地灌水的观众，有没有认真看《宝贝儿》，不太好说，但是，这个片子还没遇见想看的人，遇见感兴趣观众是肯定的，它才一露面，就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

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我们是为一个演员，一个导演去看电影，还是为自己的审美，为一部好电影去看电影。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审美，坚守自己的判断标准，但要相对客观中立，可以肯定的，把太多私人恩怨、对主创人员的偏见过多地投射在一部电影身上，可能会有失公允，对电影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作为商品也好，作品也罢，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时间去各个平台和渠道上去展现它的优点。

《宝贝儿》肯定不是一部无懈可击的电影，除去电影本身的问题，见仁见智的美学选择，《宝贝儿》遭遇的狙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些观众观影心态的反应，以及行销公司之间恶意竞争的不良结果。《宝贝儿》从一个层面反应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宝贝儿》上映后一部分观众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影迷群体对一个题材、一个演员的包容度。这些都是现实，这些都让人哭笑不得。

看完电影后，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表哥刚。刚的父亲（我叫他表叔）罹患癌症，辗转各大医院，经过多次化疗，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我跟家人去探望时，表叔在重病房里，远远地看了一眼，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刚为了治好表叔的病，卖掉了房子和车子，还欠了不少外债。现在表叔每一天住院都要好几千的住院费，这对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探望完毕出来，我看到几个亲戚围着刚在说话。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亲戚们的意思：人已经没救了，与其这样躺在医院浪费钱，不如带回家吧。刚听完后，没有说话。大家说了一会儿，也都静了下来。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要尽最后一丝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还是选择放弃，既然人已经快没救了？

回到电影上来，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如果我的孩子生出来后，是个缺陷婴儿，治疗他会因此倾家荡产，结果可能还是个傻子，那我还要不要治疗？如果我知道的余生都要面对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害怕他犯病，那我还有勇气继续养着他吗？……这是影片里徐先生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千万万有同样境遇的父母最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观看时，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一边是很多人会选择像江萌那样指责他，“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啊，你为什么选择放弃治疗他？”一边是他的家人们为了未来的生活，建议他放弃这个孩子——一个会带来无穷无尽麻烦的累赘。这中间，选择哪边都是绝路，都需要承受着内心极大的折磨。

当一条生命，无论是你得癌症的父亲，还是你的缺陷孩子，其生死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在情感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从理性上来说，人不做无用之功。一旦涉及到生命，理性往往呈现出来的是无情和冷血。回到现实中来说，有人选择了继续治疗和抚养缺陷孩子，虽然日后承受了沉痛的代价；有人选择了遗弃孩子，让其自生自灭。电影中的江萌就是被遗弃的，她先天心脏不好，通过福利院寄养在别人家中长大成人。不只是她，电影中还呈现了一批跟她一样通过寄养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或帮别人搬运蔬菜，或在医院当护工，因为身体都不是太好，所以用人单位都不愿意用他们，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很少。他们能依靠谁呢？原生父母早就抛弃他们了，寄养的家庭十八岁按照规定必须离开，在感情上他们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在生活上也难以看到希望。

然而日子如此艰辛，但依旧要坚韧地活下去——毕竟他们已经在出生时已经“死”过一次。电影的主线是江萌想尽办法拯救被徐先生放弃治疗的孩子，我们不妨把这个行为看成是“自救”。她是父母遗弃的孩子，这是她一生的创痛。因而当她看到徐先生的孩子被“放弃”时，她一根筋地想要去挽救，哪怕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她是看到了是十八年前的自己，“我是可以被治好的啊！爸爸妈妈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你们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她无法把这个质问抛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抛给了徐先生，“孩子是可以治好的！你看看我！孩子是可以治好的！”她还有很多的质问，按照国家规定，像她这类孩子寄养到十八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她理解不了：她的养母已经老了，需要她赡养。可是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她一遍遍地质问福利院的领导，“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为什么？”她被迫“遗弃”自己的养母。爱他的男人想跟她一起过日子，她也拒绝了，因为自己的子宫被切除，无法生孩子……她的生命充满了缺憾和无奈，但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她决不放弃。

电影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平平淡淡的，看完后心里却是揪着的，不敢去深想。多少人间辛酸事，都潜藏在电影叙事之中。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说的，“人的生命之轻也就在于此，生命不能够永世轮回，此生的所有决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仅此一次，一笔略过，所以一个人的责任感很重要，对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对他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这句话，对我的表哥刚，对徐先生，对江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

“为什么椰子比鲨鱼，杀人更多？”

这是前些年夺得金棕榈大奖的英国电影《我是布莱克》提出的问题。公民布莱克和凯蒂一家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英国，人人平等、循规办事。电影最终以“布莱克之死”的落幕，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我们会躲开它；而看似无害且甘甜的椰子，我们会迎向它，对它的掉落浑然不知。这些椰子，就是缺乏柔软性的保障制度和不讲人情的法理，它们本质善好，却会给人带来伤害。

《宝贝儿》同样涉及了这个问题。它讲了一个因先天无肛和智力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尝试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弃婴的故事。导演刘杰把由保障制度和法律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摆在了台面之上，构成一道探究人性与道德的选择题，以拒绝煽情的姿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电影围绕江萌，设置了三处困境，这些看似从外部袭来，实际上也都是逼着她面对自我的问题——与孩子父亲不断产生纷争、偷孩子抢救；不能和养母同住的收养规定；是否要坚持“自己是健康的”，还是办理残疾证更容易地工作。最后，一件件事的落空与妥协，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她身上。

她想要和自己的养母生活在一起，但却逾越不了制度的规定，只能母女分离。

她想让孩子活下去，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和未来人生，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结局。

她想要坚持自己“健康”这一身份认同，却最终拗不过社会对她的施压。

刘杰没有把电影处理成滥情、俗套的“残障人士卖苦片”，也没有偏向对立阵营的任何一方。他的立场是完全是中立的，只是把人物与事件呈现并抛出来，设置成一个具体的道德困境，并未作出任何解答。因为在现下，这些还处在一个无解的状态，并不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案。

江萌一直在电影里问“为什么？”。对着女儿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对着执法者，问为什么自己不能给半身不遂的养母正常的养老送终。其实这些“为什么”，指向的都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有着对残障人群体产生保障制度的社会，仍旧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

现实社会的规则是由强者为弱者书写的。大部分弱者的确都能受益，甚至有部分弱者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会靠残疾证挂名到别的公司获得两份工资待遇、会通过临时改造拆迁房获得“精装修”待遇。

但是，还有一种人，却会成为这些背后的“牺牲者”——江萌，就是这个人。

保障制度缺乏柔性的弊端，在她的身上获得了印证。不是每个人都能擅于利用规则，越老实和越一根筋的人越不容易保护自己。而电影里的江萌，甚至已经到了敢于惹祸上身，不断尝试去和制度碰撞的地步。

这个不够讨喜的人设，肯定不会被所有观众接受。

江萌努力地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处境里撞得头破血流，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保障制度的一些问题所在。它所保障着的，不应该仅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士，这只能算是它的底线。它更应该具有柔性，去保障这个群体内部，那些因为“不擅于利用”而受到伤害的单纯之人。这些特殊情况，就像江萌一样，她向这些制度“硬撞”上去，才能发出声响和回音。

电影的两位主角，江萌和小军，不仅是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还传递出了在中国探讨人权问题，尤其是弃婴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还有很多的缝隙急待填满，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认知还处在不高的水平。

令我没想到的是，《宝贝儿》在首映后，在豆瓣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大部分，都是对杨幂的尬黑。

我不想夸杨幂的演技，因为有目共睹的是，她的确演得不好；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她至少在转变。正如前文所言，她出演的是一个绝不讨喜的角色，低于常人的智商、情商，并不高的受教育程度，都让她更容易一次次陷在两难的处境里。杨幂努力地进入角色，就算结果不佳，至少能让人对她产生一点点改观。

而李鸿其的表演，则是我更想要提的。

他饰演的小军天生聋哑，和江萌一样被父母抛弃，在成年后靠聪明和残疾证，做上了一份体力活。可以说，李鸿其几乎贡献了整部电影的“戏眼”：

一处，是在江萌决意出发前，手语艰难地打出：“孩子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另一处，是收尾处和江萌坐在出租屋的床上表达真心。

虽然这不是李鸿其最好的一次表演（《醉·生梦死》），但绝对是他作为男配角出演的目前最佳。他不仅用手语完成了超越台词念白的肢体表演和情感传达，同时也在角色不同的转折点与状态里游刃有余地切换，是绝对意义上的天才演员。

没办法不拿正在上映的《找到你》和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来比对这部同为在法理与人情、制度与现实等问题上产生探讨的院线片。

但实际上，这三部电影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径。《找到你》和《药神》高度类型化，分别走悬疑惊悚片和喜剧路线；《宝贝儿》则没有选择投靠固有的类型，而是由着人物来进行创作上的摇摆。

导演刘杰显然创作出了更贴合于真实感的影像，延续了自己《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一路以来的电影观念来抵达现实——被弱化的戏剧性、克制的煽情、紧凑的节奏。

此外，《青春派》之后，刘杰的又一风格是维持“自创作”式的剧本。《宝贝儿》这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群演，都与自己生活中是相同的身份；剧本上，则基本没有既定台词，只有故事的大纲和走向——这要求演员和全素人的群演，通过临场思考自己身处的情境来创作台词，从而捕捉他们真实的表现。这可以算是有利有弊的选择吧，而台词也的确是全片最薄弱之处，存在较大的问题。

最后，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片我最喜欢的部分吧，江萌和小军在临近收尾处，坐在床上的那番对话。我难以自持地流泪，因为影片两个主人公的心，比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温厚很多，但他们却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连阳光都是以一种施舍的样子照进来。

面对这样的群体，我又能做什么呢？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所呼唤的？

这就是《宝贝儿》向观众，在最终抛出的问题。

这部电影也许会令你感到压抑、不解、疑惑，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面对生命、生活的选择上，所应当怀有的情绪。

而上面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答案。我们呼唤的是这样一个社会：

每对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社会需要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

看到很多网友说《宝贝儿》是美化天津无肛女婴“小希望”案件，是美化陈岚，于是给电影打了差评。

《宝贝儿》里的女婴（暂且称她为小徐）和小希望都是先天无肛，两位婴儿的家长都是放弃救治，再加上《宝贝儿》女主角江萌和陈岚都是偷走婴儿，最后两位婴儿又都离世了，这两件事有太多共同点，以至于“《宝贝儿》美化陈岚”的评论的误导性太大，从而得到大量网友的支持。

事实上，这两件事表面上相似，但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小希望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假设手术成功也只是延长生命，并不能治愈，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

因此，陈岚救治小希望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毕竟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的。

但小徐不同，她的病并没有达到无法治愈的地步，是可以治愈的。

警察说，徐先生有救她或者不救她的权利，但他没有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对小希望而言，只有快点离世和慢点离世两种选择；但对小徐而言，她还有存活、长大的可能。

第二，陈岚是毫无医学常识，私自给小希望喂奶，导致小希望病情更加严重，是在帮倒忙。

而江萌是偷走小徐，把她带到医院让医生救她，她不但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坏，反而如果不是她，徐先生根本不可能带小徐去做手术。

虽然小徐最后还是离世了，但这至少是所有人尽力之后的结果，并不代表当初就不该救她。

顺其自然，是竭尽全力后对结果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是尽力救治小徐后的不后悔，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小徐等死。

第三，陈岚救小希望的目的是炒作、涨粉、塑造一个爱心人士的形象，目的非常不纯，但江萌是一心一意为了小徐，没有二心。

《宝贝儿》表达的思想是，中国每年有100万缺陷儿童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缺陷就放弃救治，眼睁睁看着他们等死。

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

至于陈岚，她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是一个个例。

不能因为有她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否定所有人救治缺陷儿童的行为。

举个例子，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美德，小明为了扶老太太而扶老太太，明明老太太不需要过街，他还非要把老太太扶过去，从而成为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反面教材。

但小明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所有人扶老太太过马路都是错的。

后来，有部电影是讲主角尊敬老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于是网友说：你这不是在美化小明吗？

用一个反面教材，来否定所有正面行为，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江萌在乎孩子的生命，却被当成干涉别人的家庭。

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人们却说她拐卖儿童。

讽刺的是，她生活艰难，却处处为他人着想。

而那些嘲讽她、反对她，说电影三观不正的人，却连帮助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人们觉得缺陷儿童救活了也没有未来，就应该让他去死。

于是，人们尊重“徐先生们”决定救或不救孩子的权利，却认为“江萌们”是多管闲事。

是啊，身为缺陷儿童的江萌，长大后的确像徐先生说的“没有未来”，没有文化，也没有金钱。

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了人性、善良、正直与爱心。

江萌、小军、小军的残疾人朋友，的确生活非常艰难，但他们不同样活得好好的吗？

徐先生说小徐没有未来，他的考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并不全对。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的确很苦逼，会自卑，甚至会轻生，但同样可能会像江萌那样热爱生活，并且帮助更多与自己相同的人。

甚至，正是因为江萌曾经是个缺陷儿童，所以才能在小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感谢抚养自己的养母，所以也会义无反顾的救治小徐。

想要救治小徐的，不是医生，不是警察，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和小徐同样有缺陷的人。

你救了她，她长大后就可能会回馈社会。江萌找对象不在乎对方有没有车房，也不在乎对方有没有离过婚，只看他愿不愿意照顾她的母亲，这么孝顺的人哪儿去找？

她知道自己先天残疾，所以对辛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养母更加感激。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生活会很困难，可是，选择活着与否是他的事，但你首先得给他选择的机会，救治他，养大他，他才能自己选择是否活着、怎样活着。

澳大利亚人尼克·胡哲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天生没有四肢，但他会冲浪、游泳、溜滑板、踢足球、潜水……他还读完了大学，并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成为全世界最励志的人之一。

如果他能对1982年12月4日那一天的父母说一句话，他一定会说：我想活下来。

如果江萌的父母在考虑是否丢弃她的时候，她也一定会说：我想活着。

甚至我相信，任何一个先天缺陷的儿童都希望父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私自决定他的生死。

《宝贝儿》的确有很多缺点，所以我只给了三星，但我认可它的立意、题材、思想、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