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医生

杰弗逊在《人权文件》里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文明社会，当人的生命产生之后，即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包括这个生命的拥有者。但是我有我的自主选择权，我有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不论以何种方式来结束都是我要走的路，我活我的我死我的，又关你什么事。对于一个陷入生存绝境的人，你不知道，活着对于他们有多辛苦，因为你有健康，你有明天，你有希望，你说你能够将心比心，你能好好照顾这些人支撑到自然死亡那一天，而他们这样艰辛的苟延残喘的活着又何尝不是为了满足世人的虚荣的良心。对于安乐死的坏处所谓有志之士可以林林总总的列出一堆，却没有人能为绝望的患者做出最好的决定。我无法选择何时、何种方式来到世界，但我愿能平静而有尊严地在我需要的时候离开，这应该是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你凭什么干涉。

这个世界对于安乐死和协助死亡太过伪善，安乐死有他的规范和限制。我们鼓励坚强的生者，但我们并不应该排斥安乐的死去。不是要我们要轻生，而是痛苦的无法生活。Jack Kevorkian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他站在病人的一边看到了他们的痛苦与艰辛，他做了这些人不敢做的事和不敢开的先河，或许那句生不逢时真是说对了，可是我相信，很多个很多个明天，当社会进步到那个阶段时，安乐死一定能通过法律合法化。

       依旧是埃尔帕西诺，却是不一样的电影，不再是血雨腥风的江湖，不再有打打杀杀的帮派争夺，有的只是对人最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对病人痛苦的怜悯。怜悯这个词可能有点不恰当，但是如果没有杰克，这些人恐怕没有机会被实施安乐死，是他们要求杰克给予怜悯，才能最终脱离痛苦。从这个角度看，杰克实际上是一个施舍者。
      
       电影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埃尔帕西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了，当然，一个70岁的演员你已经不能再要求他精力旺盛的每年都有好几部电影作品，尤其是在这个人已经演了《教父》、《疤面煞星》、《盗火线》、《炎热的夏天》、《识闻女人香》等等电影之后。但是老戏骨在这部电影里的发挥真的是不错，当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埃尔帕西诺苍老的面容的时候，我的心里闪过一丝担心，一个是因为看到青春不再的那张脸感觉时间的飞逝，另外就是怕这部电影如同他苍老的面容一样，干瘪，毫无水分。不过电影开始不久就打消了我的顾虑，特别是看完电影后再一看导演和编剧，跟验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样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就算只是拍一个普通的人物传记，没有什么新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况且这部电影注定不会是平淡的人物传记，因为真实的主人公的事迹就充满了争议。安乐死，这个现在依然在道德伦理和宗教法律领域充满争议的话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热议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又是谁开始引发的这个话题的呢？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在美国第一个公开支持并且亲自实践的医生。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答案。

       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人到底有没有要求死的权利呢？如果我生着还不如死，为什么我不能要求体面的死去呢？如果我已经无法自主的实施死亡，而是要别人来协助，那协助我的那个人是否要承担杀人的罪名？这些问题在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也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实际上在以保守派为主导政权的美国政府，想要让他们在第一时间接受安乐死的事实并通过法案简直是不可能的。庞大保守的中产阶级和天主教力量组成的当权者注定不会对这一触动他们道德根基的事情轻易说“行”的。就像最后审判时大法官说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他有完善的一套司法体制和制度，你可以指责法律，可以纠正法律的不足之处，但是你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可以蔑视法律。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肯定会有漏洞，但是如果想要修改法律，那也要按着程序来，这就是法律。问题来了，万一这个制度本身也是有漏洞的怎么办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在我能回答的范围以外。

       老戏骨的表演，依旧令人信服，老演员都有一种淡定和从容，这是在年轻演员身上看不到的。苍老的帕西诺虽然没了教父的霸气，但是杰克身上的固执和他以前的角色有着共同的地方，帕西诺演的人物都有拒人一步之外的感觉，剧中其他的角色是很囊进入到他这个角色内心的，他轻易不会表达自己的无助和孤独，虽然大部分时间他其实是孤独和倔强的。这个角色确实适合帕西诺来演绎，让德尼罗来演？不，他绝对不是个医生，这点我敢肯定。

因为加班
因为老板不在
所以看了早就想看的这部电影

很沉重
当我看见看到肺气肿的病人强烈的要求行驶自己安乐死的权利的时候
当镜头回顾了这个人一生的照片的时候
当老人如愿以偿结束自己痛苦的时候
当说出我爱你的时候

安乐死是否合法 在很多国家都有过争议
而死亡医生在实施安乐死的时候也是受到诸多的争议

放到现实的社会和生活里面
放在我所处在的社会里面
我也无法支持安乐死
在无良无德的医生占据了医院的管理位置的时候
在无良无德的人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候
不知道安乐死合法化会让多少不该死的死莫名的死去

然而出于个人的倾向
我是展成安乐死的

正如我最开始说的
如果当活着不能有尊严的话，我希望可以有尊严的死

这种选择权利
就如同

当婚姻活着恋爱不能让我继续快乐满足
而带给我的全部都是痛苦伤心难过
那么我有权利去结束这样的婚姻和恋爱一样的道理

有人说：
自杀是终极的犯罪

我不赞同 那么死后不能去天堂
当生无可恋 生不如死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去死

《野鹅敢死队》（1978）的结尾令不少观众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上校为避免战友活生生地被敌人剁为肉酱，含泪将其射杀。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人们尚可理解，倘若是和平时期呢？因疾病等原因必须依靠外界协助才能自杀（安乐死），在中外（尤其是信仰救赎的基督教的西方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和极富争议的话题，人们夹在生不如死的至爱亲朋和宗教、文化、伦理、情感、法律的规条中无所适从。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指让患者无痛苦地去世。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为安乐死辩护：如果病人受到痛苦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病人就可以选择死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2002年4月，比利时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根据西班牙人雷蒙的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深海长眠》（2004），从头至尾都在探讨死亡，给人的感觉却是爱、同情和温暖。影片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发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生命的尊严若不是通过个体生命尊重彼此独立、自由的意志，怎么可能实现？

雷蒙1967年因一次海边跳水意外导致自颈以下全身瘫痪。如果不曾周游世界和如此热爱大海，雷蒙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热切要求获得死亡的权利：1993年，50岁的雷蒙要求政府准许由别人协助他实施安乐死，同时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最终未能如愿。想想巴西的海滩，想想曾经与自己一起坐黄包车的越南姑娘，那些激烈的运动，足球------想想吧，一个昔日那么活跃的生命瘫痪在床，日复一日地度过30年4个月零几天，是什么滋味？天啦，这种痛苦拉长到几十年，和地狱有何区别？雷蒙的自传就叫《地狱来信》。能不能快一点，让我的生命回到终点、回归大海、回归宁静？

瘫痪的主教认为：“可以遏止生命的自由不是自由！”

雷蒙针锋相对：“可以遏止自由的生命不是生命！”

一个英国诗人曾经问道：“假如生活是一场糟糕的电影，何苦还要等到结束？”当生命成为酷刑或累赘，当爱成为惩罚，我认为，无论是以法律还是上帝的名义，都不应强求雷蒙在非人的痛苦中度过余生。1998年1月雷蒙经他人协助服毒自杀，西班牙警方以涉嫌协助自杀拘捕了雷蒙22岁的女友，大约3千名雷蒙的老乡集体自首，声称自己才是协助雷蒙自杀的“真凶”，迫使警方对此事的调查不了了之。

《深海长眠》以无比的坦率和对生命意义的透彻领悟，获得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诸多电影大奖。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通过日常的生活镜头来展现生命的可贵，以及不同的人物如何理解生命的尊严，他们的冲突与饱含泪水的谅解。影片不想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如此不同，只是让观众体会生命的庄严与美好，启发你对生命意义本真的探询。

如果饱受痛苦煎熬的患者已病入膏肓，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又该如何是好？1986年6月，陕西人王明成为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的母亲申请并执行了安乐死，这起中国首例“安乐死”事件轰动全国，关于安乐死的大论战席卷整个社会。邓颖超1988年1月22日致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1989年10月16日又表示：“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她的坦率和达观获得中共高层的充分肯定。

陕西汉中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和主治医生蒲连升提起公诉，1991年4月法院宣布二人无罪释放。蒲连升的美国同行杰克•科沃基恩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自1990年协助54岁的珍妮特自杀，病理学家杰克共帮助130位患者“摆脱痛苦”，性格张扬、无所畏惧的他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先后5次出庭受审。1998年11月，杰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的《60分钟》节目里展示自己协助患者自杀的全过程，彻底惹恼了司法当局，被判二级谋杀罪入狱8年半，2007年方才获释。

2010年4月14日，82岁高龄的杰克•科沃基恩在纽约出席了以他为主角的影片《死亡医生》的首映礼。老影帝帕西诺将杰克倔犟、骄傲和舍生取义的品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作为安乐死的倡导者和人权战士，杰克不惜以身试法，屡屡挑战社会容忍的红线。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的人们脱离苦海，与“谋杀”风马牛不相及。

当患者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时，杰克总是先做一番细致的了解，并征求患者家属的意见。如果患者是因为抑郁症要求离开这个世界，杰克会加以拒绝。对于那些延续生命无异于承受酷刑、生不如死的患者来说，杰克不是“死亡医生”，而是天使：有了这位天使的协助，他们才有可能在亲人的陪伴下，体面、无痛苦地离开这个让他们吃尽了苦头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态度非常伪善。”杰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从未后悔帮病人行使死亡权利，即使坐牢也不改初衷。

人类的所有活动最终都必然指向一个目标：生的尊严，死的尊严。（新民周刊）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及其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因而任由那钱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颜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
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3、社会公正问题
安乐死中关于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争论反映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博弃。各个利益相关方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显然，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所必然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富有的人凭借其财富优势占有占用一多半社会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则由于其财富上的劣势只能占有占用少量社会资源。由于这种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问题的存在，其必然使人产生对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能够享有足量社会资源的担忧，进而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剥夺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享有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人性并不能满足任何理论上所设想的逻辑完满性。但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于理性的选择和行为才被视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导致了对出于非理性因素的选择和行为的忽视、曲解和否定。在关于安乐死的第四点争论“真实意愿与情境选择之争”里集中表现了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伦理决策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第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是因为患有不治之症并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们寻求安乐死的请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们面对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选择。而反对者给出的“活着总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将安乐死的最终结果理解为死亡这一事实。显然，在生与死相对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无法提出无理由地放弃生命的有效根据。因此，放弃生命一定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无奈之举”。
第二，放弃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体到安乐死的支持者那里，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并且这一值得别人同情的原因更进一步肯定了“活”的善与“死”的无奈。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与安乐死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选择是否可靠的问题。
第三，前边已经确定，在安乐死的支持者看来，选择安乐死一定是出于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说别无选择或这种选择出于某种必然性，最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们的求死选择能够被道德承认。
反对者似乎对此存有疑虑，认为人的选择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服药与否、疼痛加剧与否、医生的诊断正确与否、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否甚至病人的情绪正常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反对者的意见使得支持者最为重要的理由“自愿”变得不那么可靠和真实，但同时反对者的意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选择不仅仅是理性与必然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中潜在地存在着对社会理性规则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并不因为同情心与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时刻影响着人类理性的正常运转。
5、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人们从来不知道不疼的时候有多好”我一直记得空难少年王嘉鹏在自传中写过的话。我从来没写过一篇长的评论，但这个电影我很有感触，所以想说出自己的体会。

　　我虽然没有什么重病，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我理解疼痛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忍受。

　　我痛经，很严重的那种，每月都会有一整天歇斯底里的疼痛，会拉肚子，会晕，会吐。无论是上学，还是曾经高考的冲刺阶段，这一天一定是请假躺在床上整整一天。虽然每月只是一天是这样，但不是亲身体会过的人，不知道这10到20个小时是怎样忍受度过的。腹部痉挛刺痛发汗呕吐头晕，半夜2点不得不吃止痛药才能入睡。但这只是每月一天。

　　看了这个电影，我无法想象，假设让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度过余生的日子……但同时又有一些所谓的维护法律的人维护他们所谓的“尊重生命”的信条的人，阻止我结束这日复一日的痛苦，仅仅让我“活着”，到最后我承担不起医药费得那一天，再拔掉我的氧气管或注射管，要么活活憋死要么活活饿死= =我只会觉得，太不人道了，为什么我一定要被迫这样痛苦无法得到救赎，为什么同样是死，我没有权利选择一种安逸而有尊严的死法。

　　我只是换为思考一下。所以我能理解。

　　但是，安乐死和自杀的界限仿佛有点暧昧不清，我并不是支持所有不想活的人都可以去申请安乐死，我只是小小的希望有一天，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程序测试评估检验之类的方式，去判定一个人，是否已经无可挽回生命，是否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痛苦折磨，是否得到家人的理解，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等。无论怎么样，人如果被逼到那份上，应该有这样一个选择死法的权力。

　　正如影片中的一个特例一样，那个有重度抑郁症自焚的年轻人，是不允许给他实行安乐死的，而首先是治愈他的抑郁症。

　　希望有一天，法律能更人道更完善，而不仅仅是“法律”！

　　人终有一死，我希望我的那一天我能够选择（= =我妈要看到我这么说肯定要骂我说话不吉利，“呸呸呸”，再吐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