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行舟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015.html

“莫莉号”行驶在宽阔的亚马逊河面上，上面是正在演出的欧洲歌剧团，当卡鲁索高亢优美的歌剧第一次在亚马逊丛林中回响，这是文化创造的独特风景，连当地橡胶大亨也连声赞叹：“太壮观了！”而制造这一切奇观的菲兹杰拉德站在甲板上，抽着雪茄，站在那张天鹅丝绒的椅子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他举头向上，眼睛里是自豪，在船只疾驰中，他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成功者，但更是这片土地、这片丛林的征服者。

但是在这大自然和人类文明共同创造的奇迹中，有两样东西却是缺失的：一样是声音，从电影开始，下载的电影音轨就出现了差错，不仅仅是不同步的问题，混杂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对话，于是索性来了个彻底，将声音全部关掉了，于是，在巴西剧院听歌剧是是无声的，在亚马逊河上深入希罗瓦族的丛林是沉默的，以及一切的叫喊、冲突和拥抱、鼓掌，都在沉寂中发生——当然，当最后欧洲歌剧团在“莫莉号”上演奏也是在安静中展开的，这种感觉就像保罗开着船慢慢进入越来越狭窄的水道发出的感慨一样：“太安静了！”沉寂式安静往往预示着意外，甚至危险。一种人为制造的观影式沉寂，是不是也在制造着神秘的气氛，是不是也在等待意外的降临？

第二种缺失的东西则是船面上的印第安人，当船已经到达了庞戈界面，再也没有了后面跟随的印第安船队，也没有了前面制造障碍的希罗瓦族船队，甚至那些坐在船上而来的土著似乎也成为了站在岸边欢呼的人，他们融进了群体世界里，甚至在奇迹出现中被湮没了，当没有了船队，也没有了可能的危险，一切都纳入到了文明体系里，他们也成为了观众，甚至也发出了“太壮观”的喊声——印第安人的集体“消失”是不是意味着那片神秘、陌生以及危险的丛林完全被纳入到了歌剧、铁路、种植园、资本相关的西方话语体系里？他们到底是自动消失还是被驱赶出了这片土地？

人为关掉声音，让剧情在沉默中展开；印第安人消失，文明开始大行其道——当这两种东西在“莫莉号”的行驶中，在歌剧团的演出中，在菲茨杰拉德的陶醉中，在人群的欢呼中消失，是不是也具有了一种言外之意：赫尔佐格让文明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宰，是一种归顺，从而完全改变了他之前对理性文明的嘲讽态度，就像“陆上行舟”这个片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当象征西方文明的大船只穿过原始森林，它在赫尔佐格那里就是一种征服，征服原始，征服野蛮，征服非理性，从而变成文明世界最“壮观”的景象。但是，在距离《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十年之后，赫尔佐格为什么要完成大转向？

这种转向显得匪夷所思，甚至折射出赫尔佐格的矛盾心态，那片原始森林在印第安人的世界里，意味着“上帝未造完的土地”，他们相信只有人类消失，上帝就会回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设定来看，赫尔佐格依然是重复着《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的主题，那片只属于上帝的土地和丛林，是不允许人类闯入的，否则上帝就会发怒，菲力杰拉德在启程之前听说过的帕奇第悲剧，就是“上帝的愤怒”制造的后果，所以菲力杰拉德深入丛林闯入这片“上帝未造完的土地”就是一次冒险：他带上了有过冒险经历的船长保罗，强壮的机械工仇罗和亚马逊流域最好的厨师胡拉给给，本身就有着触犯“上帝的愤怒”的意图，但是在菲兹杰拉德那里，却变成了一种挑战，当他带着的船员开始担心时，他认为他们胆小，懦弱，所以在中途开除了几名船员；但是船越往丛林里行驶，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最后船上的船员几乎都逃离了，只剩下他和保罗、仇罗、胡拉给给四个人。

丛林似乎充满了危险，河面似乎存在着隐患，甚至四个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种闯入的状态中，他们代表的就是所谓的文明，而他们深入其中就是征服的开始，在这种文明的征服中，危险其实已经慢慢凸显出来，在亚马逊总站，一个黑人铁路站长迎接他们，黑人和铁路建设组成的是矛盾体，其中更有征服的意味，而黑人站长告诉他们的是，他正期待着铁路深入到丛林里，但是文明似乎在这里受到了阻碍，因为铁路修建几乎被搁浅了，黑人站长只不过作为一个符号驻守在这里，而这里的铁轨也被印第安人挖去了，当菲茨杰拉德将铁轨运上船，既是一种对文明世界的破坏，也是一种延续，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那艘船更具有征服意义；而在中途停留的地方，遇到了两位传道的牧师，牧师似乎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因为原始的希罗瓦族已经退到了丛林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传道的对象；但其实，这种困难隐含着危险，因为当菲兹杰拉德的船只继续前行，他们看见了一把倒立的雨伞在水面上飘着，一种怀疑是：这是传道士的雨伞，但他已经被当地人杀害了，所以对于船队来说就是一种警告。

“太安静了！”就是在这时，保罗发出了感叹，安静不是一种永远的寂静，而是隐藏着突然而至的危险，以前的帕奇第悲剧，现在被搁浅的铁路修建计划、传道士被杀的恐怖，无不传递着这样一种现实：代表文明的菲茨杰拉德冒险闯入这片属于印第安人的丛林，一定会招致上帝的愤怒，一定会重演文明被毁灭的悲剧——赫尔佐格正是按照这样的设置，制造了紧张。但是这种紧张慢慢变成了一种噱头，最后竟然化险为夷：当船员纷纷逃离时，似乎危险就在前面，但是没有弓弩，没有暗箭；当进入希罗瓦族的地盘，大船身后出现了无数只小船，而且山上被砍倒的树变成了大船驶离的障碍，但是危险还是没有出现，酋长只是带领着大家上了大船，在手和手接触中开始了和平的对话；当菲兹杰拉德提出为了缩短行程，要将船从树林深处拖过去，而这一点竟然也没有遭到反对，甚至那些印第安人积极配合；在砍伐了大量树木，在制造了山顶平台，在付出了巨大劳力之后，船终于开始缓慢爬行，甚至当出现事故有印第安人被压死在船体之下，那些土著人也没有把矛头对准他们，最后终于把穿过丛林的大船顺利推向了另一边的水陆。

“陆上行舟”这一巨大的工程，不但没有引起冲突，而且成为了合作的典范，尤其是当印第安人在事故中死去，单纯依靠他们体力的做法遇到了困难，仇罗便启动了船只上的动力系统，于是动力系统往上推，人工力量向上拉，形成了“机械加肉体”的协作体系，而这正是文明和野蛮和谐共处的象征，当巨大的船只从被砍倒的丛林中穿行，当印第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最后工程完成，所有人沉浸在狂欢中，在这个合作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危险，当然，从一开始酝酿的冒险意境也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上帝没有愤怒？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抗拒？没什么白人会畅通无阻？

这些为什么或许正是赫尔佐格最大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延续了“上帝的愤怒”的主题，让文明的船只进入其中就是在制造可能的死亡，但是他似乎又没有把菲兹杰拉德看成是单纯的征服者，因为他代表的是激情，代表的是对文明秩序的反抗：他痴迷歌剧，梦想者在秘鲁小镇上修建宏大的剧院，只是因为这个梦想需要足够的资金，所以他才会答应橡胶大亨的建议去往这片神秘甚至恐怖的林区收割，也就是说，菲兹杰拉德的行为是为了艺术，为了梦想，而不是征服，甚至所谓的资金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所以在赫尔佐格的设想中，菲力杰拉德所代表的是真正的艺术，他在进入亚马逊丛林的合理性方面区别于征服者，所以在“太安静”的世界里，他果断地拿出了留声机，让卡鲁索的歌剧通过大喇叭传播到丛林深处，不仅在菲兹杰拉德看来，也在赫尔佐格看来，这样一种声音并不破坏大自然的宁静，而且天籁之音是和这片丛林相协的，所以不是破坏，也不会招来抗拒。

在卡鲁索的歌声世界里，这样一个和谐世界被轻易建立起来，而且超出了歌剧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神话的象征，连同这只大船，在印第安人的世界里，完全变成了“神器”——上帝没有愤怒，而是被安抚了：砍倒大片森林，不是对自然的破坏；滑轮和绞索不是工业世界的符号，而是开创新世界的象征；死两个土著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印第安人从向前对文明的抗拒，到后来的合作，直到最后把文明尊称为神，这一个转变其实根本不是基于印第安人心理和信仰的合理转变，只是赫尔佐格的一种人为设置：当菲茨杰拉德决定实施“陆上行舟”计划，当大船在印第安人的肉体绳索中前进，当死亡事件在合作中轻轻抹掉，连白人世界的他们也感觉到匪夷所思，怎么就可能成为印第安人的共同转变？菲兹杰拉德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像狗一样为我们干活？”当工程即将完成，印第安人开始在脸上涂彩，胡拉给给担心他们在谋划什么，因为只有战争到来他们才会这样“隐身”，“我们四个人最后一定会头和头按在一起。”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船从高处向下滑行，船进入了水面，船从狭窄地带进入宽阔水面，没有冲突，更没有战争，四个白人也安好无恙，甚至成为英雄一般完成了这一段匪夷所思的旅程。

实际上，这一切只是因为印第安人将这艘大船当成了“神器”：“它会让水里的鬼魂安静。”仅仅是这个理由，让一切的危险不存在，让一切的对立变成合作，让文明继续前行——在这片“上帝未造完的土地”上，印第安人其实才是赫尔佐格电影中的主角，他们在铁路不断修建，传教士不断深入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当他们面对大船面对文明世界时，又有怎样的纠葛？这片“上帝未造完的土地”为什么在人类肆无忌惮地传入中为什么没有愤怒——这一切赫尔佐格都没有作深刻地阐释，在简单地将船只神化中，一切都没有了悬念，而所谓的神器，在破坏原始森林、制造死亡、毁坏家园中，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构，它甚至折射出印第安人本身的愚昧，就像当菲兹杰拉德拿着一块冰给酋长时，酋长好奇地看着，在他看来，这也许也是一种神器，但是冰会融化，冰是虚无，菲兹杰拉德像是故意制造了谎言，“没办法告诉，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冰这个词。”

他们的语言里也没有文明这个词，没有宗教这个词，没有歌剧这个词，一起都只不过是白人制造的虚幻王国，但是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何必在意土著人是不是理解了这一切，因为在他看来，成功就意味着看见，意味着自我满足，就像他讲起的那个最终看见了尼加拉瓜大瀑布的白人的故事，当所有人都质疑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一句：“我看见了。”一起的成功和满足和我有关，何必在意他们的误读，何必在意他们想要的证据——一个人的菲兹杰拉德在亚马逊河上，在欧洲歌剧团演奏中，站在天鹅绒的椅子旁，抽着雪茄，他便成为了欧洲文明中个人主义的一个鲜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