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2010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覆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覆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著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的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619.html

如果不看剧情的合理性，影片确实可以影射很多东西。
但是。。。。
导演纯粹是把各种现实的东西放到一起而已，缺少粘合剂。
从狱卒开始虐人开始我就看不下去了。但是还是坚持看完了。果然没失望。真是垃圾。
映射各种现实没错。但是整体上，逻辑说得通吗?完全是几乎没有关联的各种现实杂合到一起。或者说导演没有很好的处理好这些东西的联系。
不要因为看到现实的影射就说是部好片。干！我真想吐。
有个完整的逻辑再来处理好这些现实的片段。
影片的整体逻辑，导演下的功夫不够啊。随便一个想要把这些现实的片段弄成一部片。整体来说，看不出一个中心，影片想表达什么东西。

虽然影片开头有暗示什么，先入为主说实验的非人道，但是还不足以说明
1、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实验。
2、明明狱卒更加辛苦，工资得更高
3、开头说要测试不是神经病，我看领头的几个狱卒都是神经病。
4、完完全全可以和和气气的商量好，非得用暴力手段。
5、才多少钱啊？靠，为了那么点钱，什么JB尊严都没有。干。你说可能吗？给你10万叫你去吃14天的屎你去吗？给1亿还考虑下。
6、蛇头蛇尾，这能说明什么。一个结果都没有。干！还不是屈服现实道德的压力，才做通过影片做无聊的声明。要做就做绝对点。
7、用恐惧屈服别人，没错，确实，理论很好，但是方式实在要叫我吐掉。与惩罚的内容无关。是导演实现恐惧的方式。

我是看了终极面试才来看这个的。这个非常不考谱。

要吐槽的一堆，实在没力气了。我很少说垃圾片，就算再垃圾的片也很少说。

干，就这部片，逻辑不过关，还瞻前顾后，最后成了四不像，垃圾中的极品。

扮演狱卒的那些人在实验时可能犯坏，但会坏到那种程度么？真假狱卒的区别就在于，真的狱卒是近乎终生的，后面有整个体系作后台，而假的狱卒几天后就不是了，没有任何后台，他们犯坏的时候就不怕实验结束后的报复？

扮演犯人的也是，真的犯人即使出狱，社会地位仍然底下，受整个体系的控制无法反抗狱卒，但是假的就不同，他们只要在被狱卒捉弄时说一句“你小子等实验结束后看我不收拾你！”，那些狱卒一定不敢再怎么样，可是所有犯人的实验者，在受到不好对待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都成了大傻子了？尤其里面还有一个真正进过监狱的人，想发出威胁震慑狱卒太容易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狱卒和犯人都是实验对象，都想赚钱，那么互相之间就有了牵制，如果狱卒太狠了，犯人完全可以用退出来危胁，意思是我赚不到钱你也别想赚到。

总之剧中的实验对象完全陷入了矛盾心理之中，一方面他们完全进入了实验角色，完全忘记了目前的状态只能持续几周，可以说入戏很深。另一方面，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这是个实验，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要退出实验。只能说他们都太敬业了，要不就彻底入戏，要不就彻底出戏，似乎从没想过把实验和现实混合考虑。

最后再说一个词就是“双盲”，一个实验对象如果对内容知道的太多是不会有想要的效果的，这里面犯人和狱卒都知道对方是假的，必然不会出现太多过激举动。如果实验的时候让他们互相不知情，告诉犯人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狱卒，让他们来体验犯人生活；告诉狱卒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犯人，让他们假扮狱卒，才会有可能出现剧中的情况。因为犯人心里有顾忌了，而狱卒心里没有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 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 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On the day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murdered in April 1968, Jane Elliott's third graders from the small, all-white town of Riceville, Iowa, came to class confused and upset. They recently had made King their "Hero of the Month," and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kill him. So Elliott decided to teach her class a daring lesson in the meaning of discrimination. She wanted to show her pupils what discrimination feels like, and what it can do to people.
　　Elliott divided her class by eye color -- those with blue eyes and those with brown. On the first day,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told they were smarter, nicer, neater, and better than those with brown eyes. Throughout the day, Elliott praised them and allowed them privileges such as a taking a longer recess and being first in the lunch line. In contrast, the brown-eyed children had to wear collars around their necks and their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were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by Elliott. On the second day, the roles were reversed and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made to feel inferior while the brown eyes were designated the dominant group.
　　What happe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unique two-day exercise astonished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 On both days, children who were designated as inferior took on the look and behavior of genuinely inferior students, performing poorly on tests and other work. In contrast, the "superior" students -- students who had been sweet and tolerant before the exercise -- became mean-spirited and seemed to lik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 "inferior" group.
　　"I watched what had been marvelous, cooperative, wonderful, thoughtful children turn into nasty, vicious, discriminating little third-graders in a space of fifteen minutes," says Elliott. She says she realized then that she had "created a microcosm of society in a third-grade classroom."
　　Elliott repeated the exercise with her new clas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hird time, in 1970, cameras were present. Fourteen years later, FRONTLINE's "A Class Divided" chronicled a mini-reunion of that 1970 third-grade class. As young adults, Elliott's former students watch themselves on film and talk about the impact Elliott's lesson in bigotry has had on their lives and attitudes. It is Jane Elliott's first chance to find out how much of her lesson her students had retained.
　　"Nobody likes to be looked down upon. Nobody likes to be hated, teas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says Verla, one of the former students.
　　Another, Sandra, tells Elliott: "You hear these peopl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people and how they'd like to have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And sometimes I just wish I had that collar in my pocket. I could whip it out and put it on and say 'Wear this, and put yourself in their place.' I wish they would go through what I went through, you know."
　　In the last part of "A Class Divided," FRONTLINE's cameras follow Jane Elliott as she takes her exercise to employees of the Iowa prison system. During a daylong workshop in human relations she teaches the same lesson to the adults. Their reactions to the blue-eye, brown-eye exercis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ildren.
　　"After you do this exercise, when the debriefing starts, when the pain is over and they're all back together, you find out how society could be if we really believed all this stuff that we preach, if we really acted that way, you could feel as good about one another as those kids feel about one another after this exercise is over. You create instant cousins," says Elliott. "The kids said over and over, 'We're kind of like a family now.' They found out how to hurt one another and they found out how it feels to be hurt in that way and they refuse to hurt one another in that way again."　

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
导演: William Peters
主演: Jane Elliott
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85-03-26
IMDb链接: tt0257489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883396/

因为刚看过辛德勒名单，所以匆匆看了片子，并且据说没有2001版的好，那就什么时候再仔细看看2001版吧。
如果说人性的恶，犹太人的遭遇，足见人有多恶。行凶的人可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文明人，爱艺术懂欣赏，能体会人类精神中美好的东西。
再就是法国大革命，也曾经是暴力横行，所有人类文明都被踏在脚下。
更贴近我们的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经历了日本人的变态，无法用语言表达。
更近的是文化大革命，老一辈们特别是在社会中处于中高端的人们经历得都可以写部小说，那是一个黑白错位的年代。

想来想去，所有的文化和修养只是表象，人是环境的动物或者说人是群体的动物，在一个群体中要生存下去，不同流合污是不行的。这可以说明那些所谓精神上优越的人为什么也会很恶。
至于那些底层的，曾经社会生活中很压抑的人，一旦有了恶的条件和环境，那么就会很容易把人性中被压抑的情绪扭曲地释放出来，这就是死亡试验中那些狱警越来越变态的原因。谁不想随心所欲呢。
并不想带有歧视的先入观点判定社会生活条件不佳的人在一定的环境下会更恶更变态，但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一旦这样的人拥有权力，其行为该有多扭曲，其行为甚至超出了人类的底线。

有句对白说得好：至少我们可以反抗。

最后，同样的车把剩下的人又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离开那个假定的监狱，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色。黑大个拉出支票看一眼，心里落底了，总算是有报酬，虽然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生怕自己没有报酬。又看了一眼他迫害许多的男主角，心怀忐忑，觉得自己原本这么个失败没地位的人也可以这么折磨别人，会不会遭到报复。男主轻蔑地看了一眼黑大个，这是精神上优越的一眼，立刻把两个人的世界观拉开得好远。因为这轻蔑的一眼，黑大个安心了。黑大个永远无法理解男主。

所以，我们不用再费心地去谴责谁，当环境存在，人们没有约束，恶事肯定会层出不穷。人们会由开始小小恶的罪恶感到后来的麻木，恶会成为习惯。这就是人性。

听说真实试验的作者出书了。有机会看看有什么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