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电影《一个和四个》已于10月27日全国上映。影片由万玛才旦监制，久美成列编剧并执导，金巴 、王铮、更旦、达杰丁增、才多等主演，曾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制作中项目斩获「莫非影画新声关注」奖项，由莫非影画联合制作。

莫非影画：以往的藏地电影具有浓厚的藏族文化，风格偏向于写实主义，但本片其实非常类型化。那么这部影片的声音是否保留了一部分的藏族元素？在声音设计上又有着怎样的类型化考量？ 李丹枫：在整个声音设计的过程里，所谓藏族元素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重点。从视觉上，影片的演员、服装和地点本身就带有不少的藏族特点。所以我们从声音角度上，更想把它变成一个相对纯粹的类型片。语言台词上也会有一些藏族元素，当根宝说藏语，大个子听不懂之类的。但其实这是和戏剧有更大关系的一个笑点。 我们更希望强调这部影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些元素，或是符号化的东西。比如对于人物台词的处理，我们最大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很强的贴面感和压迫感，想让观众在进入故事情节时清晰地听到每个人细微的呼吸声。当然现实层面上在那样的景别中，你不可能听见如此清晰的呼吸，但是我们想要强化戏剧性与听觉的刺激，让每个人物离我们更近。

《一个和四个》首映映后环节

围绕久美成列导演的剧情长片处女作《一个和四个》，再多说几句： 1.这当然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电影，这样的叙事套路和手法，无论是之于电影史、还是之于文艺创作史，确实都有众多经典前例可循。但后窗点映的宣传语中，类似“导演在类型化的叙事当中，传递其之于藏地社会的人文思考”，却也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表达。如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一般，影片中四个主要人物、包括作为重要元素的鹿的类型化设定，都体现出极具才华的青年导演之于其身处社会的浓缩性思考。以“鹿”为例，“逐鹿”和“鹿死谁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丰富含义，可谓众所周知。 2.“一个和四个”，若“一个”为主导者、胜出者或象征正义和话语权的一方的话，那么“四个”当中的两两之间，就足以衍生出丰富而极具代表性的类型化社会关系网络。这当中的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在影片中，通过语言、武器、施令与受令、差序化的社会连接与圈层化的知识分配等，得以巧妙而丰富的呈现。有足够社会阅历的观众，完全可以从中仔细品味。而作为导演22岁时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作品，这样之于社会关系的丰富呈现，无论是出于主动自觉、还是日常积累而生的潜意识，都体现出足够的成熟度与世事洞明。 3.反转与否的剧情设定，只是影片类型叙事的自然所需。与之相比，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鹿在其中几次出现的镜头里，体现出的藏人之于自然、之于生命的一种本能敬畏与平视化态度。而这种借由符号叙事实现的万物有灵、敬畏自然之价值呈现，跟久美导演的父亲——万玛才旦导演在《老狗》《气球》等重要作品中的主题立意，实现了代际和创作共同体这双重意义上的传承。

我先聊聊小说里面的写作风格，再来谈电影。

①小说里反复出现两个意象，一个是“离婚协议书”，一个是“马鹿”。护林员从根宝手中收到的离婚协议书成为暴风雪天气的“连缀想象意象”。

小说里这么说的：

“大雪纷纷扬扬，好像老天把我的一纸离婚协议给撕了”“看着蒸汽水珠下滑的窗玻璃也能看到我的离婚协议书像是复印了几万份，撕碎了撒下。”“屋外的雪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看来我的离婚协议不只是复印了几万份，而是复印了几百万份撕碎了撒下来”“打开门，雪仍然像离婚协议书被复印撕碎甩向我的脸”

说明这个暴风雪天气同时也是护林员本人的心理症状，他将自我情绪封闭了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小说，护林员的心理变化，就是它将这种强烈动荡的情绪铺衍到整个山庄之中，而在护林屋里，就是他把自己关在了精神的小屋。

而马鹿则是麦格芬，全文并没有真的出现这个动物，只是护林员在自己小屋门前立了个牌子，上面写道“人会撒谎，马鹿不会”。

是的，马鹿也可以认为是他最终走出了“被迫离婚”带来的精神谵妄的微光。

②既然说到撒谎，并不是陈述就完全是谎言，也不是说日记就一定是真相。

小说里，护林员有一个非常主要且诡异的功能，就是不断写《巡山日记》。是的，在江洋才让的小说里，这位没有名字的护林员，在抓紧一切机会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记下来。

我退回到桌子旁，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巡山日志》往里添字。我迅速地用藏文写：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大块头，一个小个子，都有枪。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旁观者。他们都说对方是盗猎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大块头在说话，显然是说给我听得。

问题就来了，护林员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地写这个日记呢？记录日记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特别价值吗？我想着就牵涉到一个【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话语权力关系高下了。

在小说里，护林员没有名字，是唯一没有名字的角色，甚至自己的形象是相对模糊的，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是记录者与华生，这个叙述位给护林员一个推理作品天然的【真实性的合法保障】，只有从护林员的眼中和记录中留下来的，才是可以给观众作为真相的考量标准。

所以，在小说里，一个和四个的数量关系是什么呢？

一个 指的是护林员 四个 指的是前后闯入这个小屋的四个外来者

一个指的是明确了身份的存在，而四个指的是不知身份的模样。 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完全没有讲护林员的行动，而是讲护林员的眼中，根宝开始了行动，至于这个行动到底走向怎样的结局。

小说结束了！

那么在电影里又是怎样的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个和四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 指的是 活者 四个 指的是 亡者

电影最后结局只有一个活者，而其他人都是亡者。而且电影给了很多“幻想镜头”，比如7：40这个时间点，开头和结尾都是如此；比如最后风雪漫天时，小屋的大门突然打开，一头被割了鹿茸的麋鹿出现在门口，护林员桑杰（有名字了！）再定睛一看，鹿消失了。

然后，电影最后的字幕也不代表真相——导演应该是玩了一手好叙诡。

观众如果从结尾的字幕倒推电影前面猜身份的剧情，会觉得哪哪都对不上。怎么“小个子警察”有警号却没有名字吗？怎么小说里的“自述警察马春芽”变成了“通缉盗猎分子马春芽”呢？难道一个指的是“未命名”，而四个指的是“有名字”吗？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根宝就是盗猎分子的同伙。如果我们从狼人杀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小狼找不到狼王的故事。

所以电影字幕，我认为有某种可能是另一种被记录的《巡山日志》。而且字幕的停顿时间非常短，几乎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补充信息】。

虽然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更像罗生门，但是罗生门有一个明确的观众接收对象，也就是说其他的讲述者都可以不是真实的，而作为听的那个“僧侣”一定是真实的。此时僧侣和观众是处于同一信息接收位，需要从不同的讲述过程中寻求某种叙述的真相版本。

但是真相并没有以一种超然的视角被解释出来，所以只能够在这些相似却不同的模本之中，去勾勒出最接近真相的细节。

《一个和四个》却并不是拥有一个完成的接收者，而是在不同的人故事讲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的版本，这些版本也并不保证完全客观的叙事位，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多重叙事套层的情况。

故事一开始，就有“7:40”，有护林员桑杰宿醉未醒的画面；到故事结束，门口突然闯进一只麋鹿，定睛一看，又转瞬而逝。那么无论是桑杰的所见、所听还是所写，都不能够完全在绝对真实的接收位了。这是和小说带有明显的差异性。

桑杰是真正的护林员吗？或者说护林员这个身份是真正可信的吗？他的巡山日志像小学生的笔记一样，左弯右斜，究竟是他创作的小说还是他真正所见的内容呢？

根宝与大个子在林地交谈的时候，这份叙述是绝对真实的吗？如果是，为什么那包东西没有了？如果不是，那么是用来迷惑给谁的呢？要知道根宝与大个子的对话，他们去找到埋在林地下的盗猎者赃物这一串画面，都并不在讲述的回忆中，而是在桑杰的视线之外发生的某种正在进行时。

观众必须要从自己与不同叙述版本之中的跳转，无论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去找到自己心中所勾勒的这个对象，甚至也可以更激进一点，就把它当做是桑杰酒醉醒来之后的一场梦境。

电影里桑杰的文化水平其实并不够高，至少暴露给大个子的过程不高。他不认识每天日历的“宜忌”，每天也在疯狂宿醉，甚至日记里还有很多拼音，这一切似乎也都在指向他并不是这个护林屋的主人（之一）。

所以，观众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个明确的真相，完全可以跟随情绪和画面，放下完全的理性踪迹，在这一份强烈的感性波动中，感受一场隐藏身份的旅途。

于是罗生门再加上暴风雪山庄，由语言所构筑的迷宫和由物理空间构筑的密室，形成了别具特点的藏地电影风格。

此时，一个或许就是观众，而四个则是四份真伪莫辨的故事。

当然，不仅是野外与山庄、护林与盗猎，里面还有相当具有粗粝质感的藏地元素，藏语与普通话交替出现，就是一例。

无论是盗猎者还是警察，都不会说藏语，对整片雪林来说，就是外来者。而长期生活在这片林地的桑杰和根多，用藏语交流毫无压力。

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意味着小村落的聚集地的自治生活模式和作为一个从上而下的社会性规训的管理的冲突。

冲突必然会带来磨合，有时候磨合不一定代表必然的死亡，它们会以别样的姿态继续成长，就如被切割了鹿茸的麋鹿一般。而当外来力量全部被冰雪掩埋之后，一切就都回到了原点。

回到那个风雪交加的孤身一人的林地。

那么这就可能变成了另一种电影，被称为“多重人格密室”的电影作品。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佳作，比如《你好！疯子》和《致命ID》。

桑杰的雪地小屋是他的完整身份人格，不断闯入的陌生人是被分裂的子人格。他所要守护的，并不是林地，而是代表精神守护神的麋鹿。

第一个大个子，是桑杰形成的叙事人格，通过一个神秘故事帮助他转移离婚带来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是“超我”的存在。

根宝是现实人格的投射，他的反复到来，意味着桑杰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哪怕在大个子的注目之下离婚协议书已经被烧了。

已经死掉的同事，是桑杰的过去记忆人格，是他准备抛弃的，和切割掉的“鹿茸和狐皮”。

后面来的小个子，是更加靠近野性的本我存在。

而最后，这些所有人格都消失了，只留下桑杰一个人，他是故事的当事人，也是演员和唯一的观众。

看死君：第3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即将落下帷幕，国内影迷对华语片能否最终斩获大奖一直非常关注，毕竟今年的评审团主席是人人都爱的伊莎贝尔·于佩尔。

纵观入围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片，有阮凤仪导演的《美国女孩》，还有大飞导演《异乡来客》，这两部都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亚洲未来单元。

而在最受瞩目的主竞赛单元，则有一部非常耀眼的华语片，便是年仅24岁的国内新人导演久美成列的第一部长片《一个和四个》，在东京首映后便收获不少好评。由此，他也成为史上提名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年轻的中国导演。

影片《一个和四个》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青藏高原的荒诞故事。暴风雪即将来临，护林员的木屋闯入三名不速之客，他由此被卷进一件真相不明的盗猎案件中。

导演用这样一个罗生门式的寓言，深刻地探讨了人性。极致的镜头语言，荒诞的黑色故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与思考。近日，我们有幸采访到久美成列导演，让他分享一下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独家专访久美成列导演

电影《一个和四个》背后的故事

采访| 皮皮丘

看死君：导演好，第一次拍摄电影长片《一个和四个》，并顺利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整体感受如何？

久美成列：还是挺惊喜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磨合、精心筹备的，到现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挺开心的，觉得我们没有白白付出。

看死君：从筹备到拍摄持续了多长时间？

久美成列：到现在为止，应该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中间还经历过一次疫情，停机了一次。

看死君：当初为何会选择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进行改编？这故事有哪里吸引到你？

久美成列：当时是一个朋友推荐，看到这篇小说时，觉得它的结构很有意思，是发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故事。江洋才让老师把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有意境，他不仅把木屋里面人和人之间紧张对峙的关系写得很好看，同时跟外面大雪纷飞的环境结合得也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发展成类型片的可能性，同时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者表达，就很想拍出来。

久美成列导演

看死君：很多人看完后，觉得有点像玩“狼人杀”的感觉。

久美成列：对，有一点。

看死君：影片讨论更多的似乎是关于人性，而非故事本身。

久美成列：对，因为我觉得关于谁是盗猎分子、谁是警察，并非这部电影要探讨的，它不是讲一个真相的东西，而是讲人在为了生存的一种极致的状态下，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性最为复杂的一面。比如说要去欺骗别人，要去获得别人的信任，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目的，这种是我想呈现的。

看死君：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往往都需要取舍，这方面导演在创作时做出了哪些调整呢？

久美成列：因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体量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它描写得非常精悍，更多的是主人公护林员的心理描写。在改编时，我们就不断去扩充它的容量，比如将每一个人的闪回发展成一个段落，比如从木屋这个单一空间跳脱到户外，在空间上给它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就是不断地去丰富每一个人物，赋予他们来到这个木屋的必然动机。同时，就是将他们这种处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意志做到极致。再就是添加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时钟和藏历的设计，就是想有一些荒诞和诡异的元素成分，这对气氛的渲染也有效果。

看死君：影片中有很多蛮灵光的巧妙设计，比如那头鹿打开门的瞬间，让我觉得挺惊艳。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一个“罗生门式的寓言”，您自己怎么看？

久美成列：对，确实是罗生门式的寓言。

看死君：每一个人物都各执一词，让大家觉得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

久美成列：这个故事本身，就有一个“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在里面，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私心和目的。

而其实在讲人性的这一方面跟《罗生门》也挺像的，不光是叙事结构。我喜欢把这个故事说成是一个寓言，因为关于“一个和四个”，那“一个”我所指的并不是护林员，而是那头鹿。那头鹿它所代表的一个与人类不同的世界，是非常未知的。

在我看来，人们都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太在意自我生存的强烈目的性。这跟未知的世界相比起来，我觉得就很渺小，也很卑微，所以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寓言。

看死君：影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哪里？拍摄条件挺艰苦吧？

久美成列：青海省祁连县的冰沟原始森林。对，特别艰苦。

看死君：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难以克服的困难？

久美成列：最大的困难就是遭遇了疫情的冲击。拍摄方面倒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主要是创作以外的东西给的那种压力，这方面的阻力挺大的。

看死君：具体哪方面的压力比较大？

久美成列：比如说融资，因为我也是一个新导演，去融资就会很困难，再加上疫情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就是找钱更困难了。

看死君：音效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可以说说音效方面是如何跟李丹枫老师沟通合作的吗？

久美成列：这个故事他当时看完后很喜欢，同时因为片中人物比较少，所以那种情绪性的东西就能充分凸显出来。我们就觉得，这部电影如果能把声音处理得特别好的话，会让整个感觉特别加分。比如一些小细节，像壶嘴冒烟发出滋滋的声音。

看死君：就和人物的情绪勾稽在了一起。

久美成列：对，其次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电影要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沉浸感。我们希望角色们所说的台词都能有很强的贴面感，就好像是在你的耳边跟你说话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每个角色的台词又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录。

看死君：跟几位演员的合作可以谈谈吗？比如金巴和王铮。金巴跟万玛才旦导演也一直都有在合作，这次您也找到了他。

久美成列：我挺开心能跟他们合作，因为金巴的表演我一直都很喜欢；而且他这个人，我跟他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完全把自己扔到一个情境里的演员。他接到剧本也挺开心的，因为跟他之前的人物不太一样。他之前都是非常强悍的硬汉型角色，这次要演一个懦弱的、分不清真假的、很犹豫的这样一个角色，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金巴很快能进入人物状态，但因为我是新人导演，我第一次拍长片，对于一些细节的追求有时甚至有点过，比如说，我们每条基本得拍个15遍才行，最多的时候拍到了30多条。

这样会让他们感到一些不舒适，有次喝酒时，金巴跟我聊天说，他觉得重复太多遍后，他自己的表演就变得机械化，就没有很强的灵动性和体验感去表演。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包括疫情停机的时候，我再去看素材，我就发现我追求的那些细节的确有时候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我把它看得太重了，反而影响到演员的一些情绪状态。

第二次开拍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地去抓最重要的东西，给演员最舒服的表演状态，比如拍四五条我就觉得ok了。我感觉我们的磨合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别舒服的时候，对整个拍摄氛围和进度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跟他们的这次密切合作，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王铮的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给大家看完剧本、准备要定他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是制片人王磊去见的他。我就看他的形象，包括他给我录的一段小视频，就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大个子，很硬汉，他也非常想演这个角色。

直到开机前十五天的时候，他还给我写了一篇长文，他把自己代入成大个子的那个角色，然后用第一人称视角，给我从头到尾解析了一下这个人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我就觉得他特别敬业。

虽然说这是每一个演员都应该去做的，但是好像放在今天来看，他的这个行为就特别珍贵。他也是完全把自己抛到那个环境里面，从开拍一直到结束，他那个戏服就没有换过，每天无时无刻不在穿着，有他的戏或者没他的戏都一样。

看死君：您父亲万玛才旦导演担任本片的制片人，他对您在创作上有哪些帮助？

久美成列：作为制片人的角度，就是给我这样一个新人导演搭建非常好的班子，帮我找到很多非常有经验的前辈，比如说摄影指导吕松野老师、音效老师李丹枫，等等。

其次，就是在文本方面给了我挺大帮助。比如说，疫情期间去参加一些创投，当时也有些评委说里面的人物不够饱满、不够立体，然后我们就去想怎么丰富这些人物。

后来他就给了我一些意见，增加情节方面的设计，希望更能把角色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比如护林员和大个子在林中救助被兽夹夹住的鹿，又因为极度饥饿而打兔子，呼应后来他们在木屋中吃兔肉的情节。台词的处理也给我提了很多有效意见；还有对道具的把关，因为要做出年代感，容易有细节错误。

万玛才旦导演

看死君：影片中有很多面部特写镜头，可以谈谈镜头方面的设计吗？以及你是如何跟摄影师吕松野老师沟通的？

久美成列：影像方面这么处理，主要是跟这故事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它是有一点寓言性质的，有一点超脱现实的风格。所以，我希望在影像上也能做得非常规一些，比如把每一个人物的脸拍得很近，甚至有一点畸形，有一点奇怪，从而去凸显他们的那种心理状态。

我也是希望能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是让他们从毛孔、从任何一种细节去真正地感受到电影中的人物状态 ，从而走进到这个木屋里面，去真正感受到他们每个人的小心思，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跟对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看死君：导演平时喜欢的导演有哪些？可以分享一下。

久美成列：喜欢的导演还是挺多的，我喜欢伯格曼、库斯图里卡、金基德，喜欢洪常秀，也喜欢奉俊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在自己的领域里，不管是文艺片也好，或者类型片也好，我觉得他们都做到了极致。这是我特别敬佩的，比如说，洪常秀他会把人物的情感关系挖得特别特别深。

看死君：第一部电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在创作上自然也是很大的鼓舞。目前有第二部长片的构想了吗？

久美成列：有，是一个类型片，也是有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反思，就是跟当下城市里人的精神生活有关系的一个黑色喜剧。

导演久美成列

采访|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是《一个和四个》的主要问题，也是类型片里常见的，善与恶，警察与坏人的影像游戏。直接翻译下，它就是一个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悬念问题。观众也乐意在头脑里，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雪。有时候，像科恩兄弟，在开头加上“改编自一则真实故事”，效果更佳。

然而，《一个和四个》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一道选择，在我看来，它牵扯到另外一项，更严峻的问题选择。

一度，许多人会觉得久美成列的导演之路，顺风顺水。从青海，到东京映画祭，到亚洲电影大奖，《一个和四个》走了很远的路，绕上很大一个圈，拿了不少奖……无论如何，再大的圈，始终是圈。圈，是圆满，圆满就是圆满。

不料，即是半年间，亦发生许多事。如今上映，再看大家脑海想象的圈与圆。也许，雪地上的轨迹与线条，没能始末相连。线，也没有顺着既定方向，走弧线，而是向下坠落……最后有公映，这一个点，一部电影的终点。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问号。问号，是维系电影紧张感的悬念，也是长片首作导演的真实困境。从哪来，去哪里，下一程路线，终点未知。

《河边的错误》中，遮遮掩掩，虚上又虚的劲头，无非还是我公安不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不可以犯明显的，刑法和道德的错。它带有类型片元素，实际上又是在反类型。而《一个和四个》从开拍到物料宣传，呈现的都是一个类型片，硬核、粗粝、凛冽，天寒地冻的西部高地。人物生猛，脏污，带血。警察还是歹人，点指兵兵，身份未知，命运未卜。

如一定要从角色入手，《一个和四个》的人物，往往只有神情、台词、动作，而没有笔墨，去建立具体角色的人物关系，即左右人物性格的悬丝与提线，比如渲染警察同仁的友情，表现盗猎分子的奸诈协作之类。正因观众无从知道警察认识谁，歹人更不会将秘密全盘托出，倒不如以类型片人物来写：警察做好事，会牺牲。坏人会伪装，落法网。

身份，是电影最重要的点，硬壳与果肉里的核。电影不太离开那座护林小屋，更渲染走不出森林，一股暴雪将至的灭顶意味。四个人，都处在迷路的状态，又刚好在护林小屋相遇。这时候，有几样东西的存在，就特有意思，如巡林日志的笔记实录，它象征着所见（看）、所记（写）、所得（读）。护林员桑杰是唯一暴露了脆弱内在的人物，他充当人类的和平视角，是卷入者，也是旁观者，更是调停者，貌似软弱，居于观众的位置。桑杰人在森林与小屋，心在村子与家庭。他不想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灌醉。出于职守，他又不得不在这里，摆脱不了“人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存在主义窘境——一个类似于电影院观众的人性角色。

门被敲打，推开的那一刻。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要迅速获取他的信任，然而，他最终还是变成了人质，与被斩掉双角的鹿，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鹿作为生灵，也作为受害者，充当了逾越人类存在，介入的一个更高自然视角。它受到伤害，但永远都在。

其他几人，则都需要掩饰面相。作为主角，观众相信了护林员桑杰绝对没有问题，他瑟缩于内心。可是，警察的到来，并不等于正义裁决的到来。一是鹿死谁手未可知，一是他作为闯入者到来，他本人也并不清楚，护林员是否变节，乃至于跟盗猎分子是一伙的。

传统电影里，观众不该建立起对坏人的情感信任，否则一旦有了深刻共情——坏人当然也有老婆孩子乃至巴士上遇见的小学同学，以免在最终大清算来临之际，表现坏人之死的干脆或痛苦，都会遭遇人性悖论和剧作矛盾。所以，坏人一向在电影活得简单，跋扈之简单，嚣张之简单，残暴之简单，又死得干脆。俗烂不堪的类型片，尤其擅长让他们在高光处（临死前）说出来最长、最可笑的一段台词，衬托主人公的事后凛然。

为了导向干净利落的结局，《一个和四个》的牌面，掩藏到了最后一刻，完全不去轻易提示和交代，谁是警察，谁是坏人。至少在我看的电影节版本，它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再到院线版的小个子字幕，最后站位对峙的剑拔弩张中，一名观众更关注的，只会是血脉偾张的对手台词，以及走位要挟的情绪氛围，而无法从那个空间里，以留意和辨识体型。大与小，是尘埃落定，另外一样参照依据（事实上，绰号脱自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原著）。而有枪和没枪，救谁还是打哪，才是传统类型片的硬道理。

正如关于悬念的故事，必然有陷阱，迷藏，会兜转、绕路。《一个和四个》讲的善恶难辨，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致命圈套。当观众意识到线索拉紧，林中小屋杀机迸发，你已经脖颈上束，四肢被缚。结尾一行字，可能会导致不少人迷糊，至少同在那个屋中，他们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困兽之斗。就好比，堕入歧途的，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前警察呢（或如诗云：我亦不复受身为我）。

森林警察与盗猎故事的故事，影迷观众不免要溯回二十年前的《可可西里》。从多布杰饰演的角色，到《一个和四个》的身份难辨，电影还埋设了更重要的一个文化/语言的差别，听不懂藏语的闯入者，出卖灵魂与继续牺牲的藏地人。换言之，警察抓坏人的类型故事，是可以像藏戏故事那样，重复搬演，也是一串通行于电影史的省略号。而那个消失不去的问号，是久美成列会否继续走类型片之路，是选择走出藏地，还是会去重新发现故乡？这般奇怪的问题，就像是在追问年轻的导演，你是选择四个，还是选择那一个。

是个问题

昨天参加了电影《一个和四个》的上海首映礼，今天读了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原著。心中有些疑惑被解开，却又增添了一些愁绪。

（以下内容涉及严重剧透，请谨慎阅读，也可先收藏，观影后再交流）

由于影片的宣发、预告和零星的路透，观影前的印象是悬疑片、狼人杀、鹿死谁手等，所以观影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观察和思考，猜想谁的身份是什么，并随着剧情不断印证，这部影片不是开放性结局，是有明确答案的，所以当真相揭晓，再去回顾影片之前的铺垫，有所唏嘘。

看完电影，我问朋友的第一个问题，一个和四个，这个四个我知道（电影中出场顺序：护林员、大块头、根宝、小个子），那一个是谁？朋友说，是那只鹿（这个后面要重点说）。然后，我在前期也在怀疑护林员的身份（一直到根宝上门，两人对话证明互相认识才打消这个疑虑），主要是因为这个护林员不是一个正常合格的护林员，自己的护林小屋里没食物，只有冻馍和没肉的骨头，护林员很饿（后面有提到），马上暴风雪要来了，1、可能暴风雪来之前赶不回村子，所以没走；2、可能因为离婚打击，自暴自弃了；3、不想死，硬捱暴风雪，再回村。1和3的可能性没有交代，2的话，离婚协议是头天晚上才送达的，床底下的酒瓶已经有很多瓶了，1喝了一夜酒，2前几天也在喝酒。根宝前一天送来了两瓶酒，床下不止一瓶，所以不是前一天晚上喝的，之前就有喝，不是因为离婚协议，是之前已经有征兆了吧，躲在小屋里借酒消愁，没有准备食物，自我放逐。这个逻辑成立，认可的。

下面必须要结合原著来说了，（严重剧透！！）原著里，“一个”是护林员，“四个”是（书中出场顺序）皮夹克、根宝、大块头、小个子。电影做了改编，护林员和根宝两个人保持不变；大块头（影）=皮夹克（书）；大块头（书）在影片里死了，但是他的剧情移植到了小个子（影）上；小个子（书）在电影里不存在。电影里的真实剧情是两名警察（小个子影和牺牲了的同事）追击盗猎者（大块头影），发生车祸，与根宝、护林员发生的故事。原著的真实剧情也是两名警察追击盗猎者，与根宝、护林员发生的故事。区别在于，书里没有揭示罗生门的真相，定格在冲突爆发的一刹那。书里，只有护林员是明牌，皮夹克是不是真警察（书中自述同事腿受伤等待增援），大块头和小个子是不是真警察，根宝在书里没有送离婚协议书，根宝上门存疑，他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短篇小说的魅力，因为短，所以结局开放，一个（明牌）与四个（敌友不明）。这里我贴一下原著的最后：“突然，我看到小个子盯着某处，而且还使了个眼色。对了，我甚至是忘了他：我们村的老光棍根宝。我看见他从墙根站了起来，棉帽上的一只帽耳依然耸拉着。他拾起地上的斧子，从皮夹克的身后向他靠去。脚步轻轻，几乎没有声息。藏在身后的斧子，斧刃上的寒光彷佛虚拟。”在书里，护林员是观察者，是读者视角，是有可能确定命运走向的人。而其他四个，每个人彷佛都有联系和冲突。例如小个子和根宝，全书没有联系，就最后使了个眼神。

我觉得书很出色。那么电影的处理呢？

1、电影让一位警察牺牲了，从护林员的视角观察，确实是警察牺牲了，证据是警服、警车、后车。这样，人物就变成了一个和三个，也可以说四个，但这第四人没有和护林员产生交集，就比较难用“和”这个词。当然，也不算太大的问题，有点别扭。

2、书：桑塔纳警车去追踪猎豹越野车，电影：桑塔纳警车去追另一辆警车，当然被追的警车也可能是伪装喷漆、车牌等等。只是难度变得很高。

3、书：大块头（书）讲述，他和同事马春芽——小个子（书），看到了盗猎份子加多——皮夹克（书），所以来追。这里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陈述事实，无非就是谁是马春芽谁是加多，不代表大块头（书）说的就是真的，书里没有交代。电影：小个子（影）警察追捕盗猎份子马春芽——大块头（影）而牺牲。抛开行为的话，就是把盗猎份子从藏族改成了汉族。这个处理也没有大问题。

4、书里所有的剧情都在小屋内发生极度浓缩。电影拓展了一些，去找了鹿茸和皮子。把根宝的身份挑明了一些，毕竟走3个小时路来找护林员只为了送离婚协议书，确实有点勉强。书里没有交代为什么根宝会来，1）他是盗猎份子内应，这样小个子（书）就是坏人，要对皮夹克（书）公安下手。2）小个子（书）和大块头（书）是公安，根宝和盗猎份子没关系，准备对皮夹克（书）下手，维护正义。电影的处理，没问题。

5、电影：根宝的斧子上有血，而且是特写，可是没有追问和交代。这个不好。为什么他的斧子会有血呢？书里提到斧子防身，走山路一直揣身上，没有写有血。

6、书里一个金句“人会说谎，马鹿不会。”书里还不知道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所以暂时都活着。电影：马鹿是纯洁的，它活着。但是警察说的肯定也是真话啊，为什么电影里的警察死了。

7、书里没有酒。电影里加了很多酒，把护林员身份搞糊了（虽然后来清楚了），影响了人物塑造。

当然，书是书，电影是电影。可以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作品。现在抛开原著，来看电影本身。

电影描述了小个子警察（最后登场的）和同伴（已牺牲），追捕犯罪份子马春芽也就是大块头，在雪山、小屋和护林员桑杰、盗猎接头根宝斗智斗勇的故事。电影在大部分时间，也就是悬念没有揭开的时候，镜头表现和演员的状态都很好，层层铺垫。到了冲突发生的时候，全死了。这样的处理，大大降低了护林员的作用，根本没作用，而观众在大部分时间是根据明牌人士护林员的视角来观察的，作为护林员如何判断真伪，就相当于观众如何判断真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最后的突然结束，前面都白猜了。警察也没活下来。为什么护林员作用重大呢，因为护林员是每个人都要争取的助力，如果不用争取，来一个杀一个就结束了。所以结局降低了前面的预期，变得有点尴尬，拉低了很多。

再讲讲一些小问题，从结局推算。大块头是盗猎者，他开着警车或者伪装的警车在逃跑。翻车后，他是直接逃跑的，从根宝视角可知。因为后面根宝自述不知道谁是来接头的，所以他看到了两个人，一跑一追，不能确定谁是谁。如果他直接逃跑，他是怎么知道牺牲警察的警号的？以及他身上的警服、警官证和配枪。1、他就是警察，同时也是盗猎份子。警车警服警官证配枪都是真的。他认识追捕他的警察。2、他伪装的，并且翻车后，绕开小个子的追捕，又去到了后车，记住了牺牲警察的警号。但是无论1和2，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小个子手上拿着绑着红绳子的步枪。因为从真相推算，大块头是盗猎者，如果他是警察，他同时精通步枪和手枪没问题，并且他步枪一枪打中兔子，符合逻辑。如果他不是警察，那他就要伪装全套并且知道追捕他的警察的警号。难度很大，但是也可以。这样的话，只有3能解释了，就是盗猎者马春芽看到了根宝藏鹿茸的地方的红绳子，然后又看到小个子步枪上的红绳子，现编红绳子是暗号。去迷惑护林员，但是这个更危险，因为如果暗号说错了，根宝就知道了，你不是盗猎者，肯定会被秒杀。还是有问题，如果你是盗猎者，你现在在找接头人，接头人有3个可能，1护林员2根宝3其他人。你和护林员单独呆过一段时间，也和根宝单独呆过一段时间，怎么没有试探一下接头呢？这个比较困惑。你们没有约定好如何接头吗？

但是呢，作为处女作，还是很厉害的，如果拍一个悬疑感拉满的短片，就凭前面的构图、声效和演员，我感觉五星跑不了。但是长篇的话，剧情需要更多完善和处理的地方，且结局拉低预期。对比了原著，又觉得原著更好，所以分我就打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