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

本片讲述了一位西北淳朴农民“拉条子”救助一个流落街头弱智“勺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妙就妙在把夫妻二人的红色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其自然。“ 夫妻俩是红色性格，他们不懂拒绝，在别人的恳求下，心软妥协。但他们骨子里又讨厌麻烦，生怕这种帮忙反而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于是，他们陷入两难：既想办好事、又怕麻烦；既不想承担责任、又怕公然拒绝会伤害别人。 在这种犹豫与徘徊中，红色性格成全了别人，却折磨了自己。这种红色性格的人事后会懊悔，骂自己当初不懂拒绝，下次一定不这样做。可悲的是，要是真有了下次，他们依旧会让自己陷入同样的泥沼之中。倘若你是这样的红色性格，在看这部片子时一定能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影子，并且会发自肺腑地感慨：“唉，我就是这样的傻子。”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原题《屠戮羔羊与陈建斌的野心》，写于2015.12.10在百讲首看后；后于2017.01.02作为当代艺术课程的期末作业大量填补修正，于课程结束后重新发布。……如果有契机再修正吧（大概是没了 : P）） 演员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自2014年底在金马影展亮相后就赢得了影评圈的一致好口碑。可惜影片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过程却并不算顺利：主演之一王学兵因涉毒突然被捕，影片筹备许久的上映只得匆匆叫停，修修改改删去了八分钟，王学兵的正脸镜头也被精挑细拣抛出了正片，这才终于在一年后得以重见天日。抱着些许遗憾与怀疑走进影院，我却颇为惊喜地发现，影片的不得已删节并未为之减色，其仍然是一部近些年来中国少有的、尤其是院线片少有的、真正的艺术影片。而作为陈建斌首部电影作品（自编自导自演），其中显露出的导演野心也颇让人讶异。许多艺术电影作者都在尝试拍摄完全形而上形态的影片，试图用影像表出不可表之物，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显露出相对形而下的、作者本人根植于意识之中的政治倾向。而《一个勺子》则反之，它以一个相当形而下、似乎单纯在控诉社会现实问题的面目出现在众人前，内里却隐藏着一个形而上命题的魂；它被包装成强烈地域性的乡土梦幻，却拥有一个人类终极哲学问题的核——存在与虚无。我未曾读过该影片的原著小说《奔跑的月光》，因此这种似乎藏在编剧巧思中的命题形而上化是否来自原作者，我不得而知；而陈建斌对此表达又是否具有强烈自知，我亦不敢妄自揣度。但由其影片的高度符号化倾向，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陈建斌是头脑清醒、带有高度自我意识地创作这部影片的。 一、“羊”之线索：影片统述 《一个勺子》中，“羊”是最重要的意象，是将整部影片串接起来的线索，也是一项具有跨文化性的、复杂的多重隐喻。影片一开始，拉条子便与羊羔一同出场。羊圈是他们的生计，是傻子的住处。拉条子夫妇的善，在羊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羊羔，为它看病穿衣；也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勺子，给勺子吃饭洗澡，穿羊皮袄。所以羔羊喊“咩”，傻子喊“妈”，声声相似。金枝子嘴上不愿意，却是喜到心里去（之后从其儿子的遭遇中，我们也可得知这一声声“妈”对金枝子的意义）。 后来，傻子走了，没时间穿上那羊皮袄；羊皮袄留在羊圈里，仿佛留下了一个坑，一步步引导着拉条子往里跳。 人来人往，把拉条子心中对人性的信念逐渐摧毁。金枝子气他老实被人欺，把他关在门外。他也开始怨恨软弱善良的自己。那个自我在心中一点点崩塌，而巨大的困惑取而代之，一点点吞没他。于是他宰杀了心爱的小羊羔，把先前视若己出的灵动生命变成一锅热腾腾的肉。这一步是转折性的，他在困惑中，从行动上屠戮了善良的自我。这份牺牲未能换到答案。他睡在羊圈里，披着羊皮袄，一如傻子刚来时的模样。披上了羊皮袄，就是羔羊，就是傻子，就是任人割宰的命。于是有了羊圈狂想，荒诞的自我屠戮的梦，拉条子在梦中疯狂地用刀子捅杀像傻子、像羔羊一样蜷在羊圈的自己，与此同时，羔羊拉条子发出了凄厉的咩咩叫。 在这一步，拉条子在内心里完成了对善性自我的屠戮。然而困惑越来越大，羔羊被屠戮却不能阻止他成为傻子。他的内心被困惑填充，他像傻子赖着自己一样赖着大头哥，想得到答案。追寻的最后不过是把自己折磨成了真正的傻子。他妥协，戴上了傻子的红帽子，不再追问答案；人看我傻，我看人疯。 二、虚无主义者的勺子 《一个勺子》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其浓郁的西北色彩。大荒漠、彩藩、土楼、羊圈，口水歌、方言与鲜艳的乡土气息陈设房间，无不在强化电影的地域性。观影前半期，我心中不时赞叹陈建斌拍出了中国乡土式梦幻，倘若与世隔绝的北镇与许多北欧本土情怀影片遥相呼应，西北特色幽默为高原更添了几抹乡趣。也就因此强烈地暗示观众，陈建斌是在追求一种本土黑色幽默的小格局影片，以此为基础控诉中国社会现状。但越往后看，我越不得不承认这种预判是错误且大错特错的。《一个勺子》绝不仅仅被这种地域性的小格局所围困，更不应单纯意在控诉中国社会现状。（陈建斌自己谈到一个勺子也说，对于影片中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指涉，“是原著小说里有的，不是我自己加进去的。这是根据现实故事的逻辑，剧中人产生的联想，但我想告诉大家，我的电影不是讲这些。我在头三分之二铺了一个谜局，你会觉得我的电影是在讲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只是一个引子，后边的三分之一，才是我的内容。”）这个五颜六色的地方色彩卷裹的内核，是一个面向整个人类的共性质询。可以说，影人在追求的，是某种更形而上的东西，即是一种存在的虚无主义（existential nihilism）。 从影片中间，金枝子硬生生问拉条子一句话：“你说，那么一个傻子，活到这个世上有啥用，还不是白白糟蹋粮食。”拉条子也硬生生堵回了金枝子的质问：“你说的太对了，人活在这个地球上有啥用，把地球白白的都浪费掉了。”这里开始，人类的存在价值轻飘飘地在乡土夫妻闲聊中被推翻，整个影片格局敞开，陈建斌的野心也收不住了。于是影片后半部分，一浪接一浪，视听语言大大拓展丰富，增加了大量的主观性视点镜头，游离于幻梦之间、荒诞段落轮番上阵。一直到影片末尾段，主题显然已不仅仅局限于善与恶、“正常”与“疯傻”这种平凡的二分式命题；此时，前半部影片中拉条子执着的“善”，已经跑偏成了执着的自问与追问。拉条子逢人就问傻子的价值，最后如同勺子死赖拉条子一样，拉条子死死盯上了大头哥，想从他嘴中撬出困惑自己的问题答案。然而拉条子在最后的最后，仍没得到自己魂牵梦萦的终极答案。一切的心思费劲都是徒劳，一切的辛劳追问都不可能得到答案。因为答案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本质即虚无。 再回到影片前面一些，拉条子宰了羊羔向老三索要答案，老三说，人生就是这样。你就是个大勺子。有些事情你想不明白，你就不要想。这就是我比你明白的地方。 是啊，谁追问，谁就成了勺子嘛。 所以，影片的结尾，拉条子戴上了勺子的红帽子。他透过那一片破碎的红，在傻子的视角里，把这世界的疯癫荒诞与无意义看了个清明。再也没有追问，也就再也没有困惑。他终于妥协了。 三、从甘肃农村到耶路撒冷：高度符号化中的伪地域性 《一个勺子》作为陈建斌的处女作，定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小成本的制作方式带来的影片最终呈现效果也只能是略显粗糙，比如某些对切镜头中明显失误的声话错位。但使得整部影片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杂乱无章的，正是导演在整部影片中贯穿始终、如一股拉直的绳子一般的清晰思路，即是说，陈建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这种思路首先体现在影片的高度风格化上。由于影片本身基于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影片大多采用了记录风格的镜头语言，即使固定机位长镜头也采用手持摄影机，并且刻意追求一种影像上的粗粝质感。同时插入大量有时代感的元素，比如每次拉条子坐进大头哥的车，车里放的口水歌都在指向一个明确的时代；以及一些不那么抢眼的元素，如拉条子夫妇家里电视上放的电视剧。这些元素似乎整体在强化影片的时间空间的确定性。而陈建斌的西北式幽默感也是一项高度风格化的元素。处理幽默元素时，他采用的是欧洲喜剧常使用的跳切手法，将事件的开端和结果直接剪辑在一起，略去过程，或是对过程的呈现采取抽帧式的零碎剪辑而不是完整呈现，以达到一种“冷”或是黑色幽默的喜剧效果。这种幽默效果与西北荒漠达成了巧妙的契合感。再如交代两夫妻关系的镜头，永远采用固定正面中/全景机位长镜头，给予夫妻对话一种荒诞的舞台感。甚至于王学兵的角色因封杀而不得露出正脸这种偶然限制，居然也意外形成一种风格化效果——“大头哥”作为一个“能人”的神秘感。 而陈建斌清晰思路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影片的高度符号性。几个清晰明了以致稍微有些刻意的简单象征符号，在整部影片中不断被重提、强化，以及影片前后整齐的对仗效果，将整部影片规矩干净地束结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被排除了复杂性，留下一到两个鲜明特征，嘴中反复咀嚼着相同的台词；所有的镜头意象也都指向明晰的象征意义，而对白也往往被凝练成具有点题意味的总结句。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是最优，但至少明了大方。 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说的，影片最重要的意象“羊”。羊作为一个符号，从东方文化角度审视，其与整部影片的地域特征和表达主题皆可得以完美融合：西北人养羊；羊羔代表至纯至善。但这个主意象，我们能用西方文化符号的角度理解吗？答案是肯定的。“羊羔”在《圣经》文化背景中，代表着受难的基督。这是牵强附会还是有证可循？《圣经》中，以色列人为逃过灾难要在逾越节当晚宰杀一只健康漂亮的小羊羔；由影片中拉条子为了换取答案宰杀羊羔、牺牲“至善”，我们也可联想到这种基督教文化式的羊羔的牺牲。羊羔任人宰割的属性是由其纯与善被赋予的，其与“勺子”形成了一种相互隐喻的关系。在影片前半部分，拉条子为了摆脱勺子，将勺子绑在野外的栅栏上。勺子没有任何反抗，静静看着拉条子捆梆自己，而拉条子一步一步绑住勺子的脚、展开勺子的双臂分别绑住勺子的手。其捆绑样式，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态如出一辙（钉住双脚与双手），这是否又是一种巧合？如此可见，“羊羔”是一个具有跨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做多重解读，其解读结果皆可强化主题。 由此我们可以说，该影片不论是从其命题角度，还是其符号的选择，都是“伪地域性”的，都具有某种跨文化属性或是超文化属性，是可以成功收到整个世界共鸣的。梁实秋言：“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流出来的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于人性。”艺术作品欲成永恒，其命题必先永恒。从这种意义上看，陈建斌是浪漫主义的。他将地域性上升到普遍性，冲破时空牢笼，为人类群体抛出难题。陈建斌作为作者对此是否自知我们仍不知道，但从影片成品反推，他确是达成了这种意料之内或之外的结果，这也为他不算精致的处女作赋予了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文化的，艺术品的永恒性。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影片的一个硬伤（恰如大多数野心勃勃的导演处女作），正在于这种过于明显的符号痕迹，使得所有镜头和意象都过于简单、过于具有分析力，情节也往往具有仪式感。排除了模棱两可的含义，鲜有过度解读的可能性，影人试图传达的一切都由自己主动放大加粗，这种解读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影片本身少了些自然流露的趣味。但同时，影片的妙处在于，陈建斌把一切形而上的深入思考埋藏在如此浅显易懂、“接地气”的背景和故事框架之中，因此这些单拎出似乎十分生硬的意象便被安插得几乎不露痕迹、更不至令人生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离了这些夸张的、荒诞的、本身就偏向形式主义的背景，符号的滥用或肤浅化则会引向另一个极端。陈建斌是否有可能成为第二位贾樟柯，尚不得而知。当然，我更怕的是影人成为电影界余华，乡土文学出身，最后却把整个中国概念化，再引用一段圣经，拍到国人脸上，等着西方世界为之起身叫好。

电影这种东西，始终都会遇到和它有缘的观众。无论怎样，用过心的片子怎么都会去支持，如果说贾樟柯的《天注定》更粗暴一些展现人性，那么《一个勺子》更精致。 见面会上提问陈老师的问题“ 《一个勺子》是由一个傻子所引起的故事，而傻子、盲人、残疾这些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弱势，歧视自古以来就有，您是怎样看待社会上对弱势群体歧视的？”陈老师回答“我们原本以为很傻很天真的成分是不好的，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把它抛弃了，当你意识到它有多重要的时候，就再也没办法找回来，有些东西我们自己也无力改变，我经常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 《一个勺子》用了一种很好玩的方式讲了一个心酸的、彪悍的故事。拉条子用拉皮条一样的方式生活着，滑稽又悲哀的展开自己和勺子的故事，整体更像一部黑色荒诞剧，把一对夫妻由捡到勺子到送走、被骗之间的俏皮故事演绎的悲壮又悲凉。拉条子的整个人生像极了法国作家莫泊桑《项链》笔下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玛蒂尔德因为一条项链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拉条子因为一个傻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即使拉条子和玛蒂尔德是不一样的人物性格，玛蒂尔德因虚荣将人生走向悲哀，拉条子却因为人性本善走向痛苦边缘，两者皆因世俗人事活成了另一种样子。当拉条子的老婆金枝子埋怨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寓意时，被拉条子打屁股的真实和演技实在惊艳，好一个“夫妻打配”，这样的情节深深的贴合着西北农村男人身上的粗鲁和真性情。所有的造型和语言习惯上都那么贴合自然，即便时不时方普混交，作为观众多少都会选择宽容，难为演员演好一个角色时还要深挖主人公身上的粗旷和流气。 这种同为西北人的情怀，让我想起民谣《西北偏北》 里“西北偏北，你的云彩满天飞，我的羊儿没了腿。” 影片一开始就是拉条子抱着自己的羊羔去看病，然后遇到摆脱不掉的勺子所展开的活不明白的人生。然后镜头一一记录着西北小县城上赶集的妇女、路边炒货店的老板娘、派出所的女警察、临走还要顺一把老板瓜籽儿的拉条子，所有的故事和人性善恶在镜头下娓娓道来。 如果非要把《一个勺子》《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山河故人》这种片子归属独立电影或者文艺片，虽然排片和票房上总显尴尬，但这可能是我们的电影成长必经之路。每个国家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片子来审视自己的国度人文和民众价值，我们的观众看不到想看的电影，就会有人来拍他们想看到的电影。中国有那么多导演，有那么多票房，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些只要票房不要口碑，搬起石头砸自己牌子，然后把电影作为圈钱工具的“聪明人”，总有那么一些人去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记录，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拍下去就对了。 你会发现片中三哥这个角色安排的必要性，他的经典台词“生活，就是这样的”。当拉条子的老婆哭着说“好人做不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拉条子想破脑子还是不能理解一个傻子为什么被大家抢来抢去？所以他一遍遍的打了心结“羊还能炖了肉吃，傻子有啥用呢？” 当三哥教育的语气一次次说出生活就是这样的时候，他还不明白呐，于是他真的越来越活不明白了。然后在电影的结尾戴上当初他捡到真的勺子时勺子带的破帽子，活成傻子的样子，走在被一群被孩子围攻嬉戏的镜头里彷徨又懦弱，他的精神世界在人性的丑陋下彻底被瓦解。 物是人非，无疑这是最寓意的结尾处理方式。个人感情有点重，眼前早已出现了那些生活在底层里、活的很纯心的老实人，他们付出比常人多的努力却得不到该有公平和尊重，很多时候我在想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不过是穿着不一样的皮囊行走在世间，所以我会经常疑惑“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歧视？”。那些美好和温馨难道不是更应该被那些纯心的好人拥有吗？可现实却这么尴尬，真讽刺...... 一句“谁把别人当傻子，谁就是最大的傻子” 容易让人反思自我。想了想走过的二十年和目前在身边的这帮傻崽子，他们总是人群里帮别人取快递的那一个，总是默默站在角落不说话的那一个，或者说总是吃亏的那一个，他们是这花花世界里的笨孩子，在人来人往的聪明人堆里他们往往咬着牙吞下每一次被善良所带来的受挫和讽刺，你要问他们收获了什么?他们可能什么也没得到，但他们的人生回忆起来那才叫坦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活人也是一辈子的事。 不是傻人有傻福，只是傻人更命苦。有力没心活着累，有心无力活着苦，有钱活的累，没钱活的苦，或许就像三哥说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继续让自己变的更聪明，冷酷又冷默，于是这个时代好像真的再也没有傻子了。 看一看我们生活的周遭，有那么多底层，有那么多见不得阳光，理想和欲望拿着鞭子抽打着为了生存的人们，生活得继续，可人们依旧愿意拿着“好人做不得”的道德来绑架自己，然后自扫门前。 孩子的心都是脆弱的，我记得朴树有一首歌叫傻子才悲伤，可是真的傻子，才不会悲伤啊。 其实关于这部片子我也真不想一本正经从结构、叙事手法、摄影、灯光、置景、美术、剪辑这些条条框框来谈，撇开所有的学术视听语言，只是聊一聊我自己的心情，就像一篇日记，我问自己所以到底我们人类是聪明呢还是傻瓜呢，而我选择做聪明人呢还是傻瓜？ 放下笔后，我骑了很久没骑过的单车，耳麦里放着郑钧的《风马》，一种运动后的发泄。穿过这个灯火辉煌的都市，骑向回家的路，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和单纯，那时候很简单，每天盼的就是放假和一根奶油冰棍，那时候没什么钱，但很快乐。这种感觉看完《一个勺子》后更为强烈，我想我不需要像拉条子一样找明白，可能有时候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吧。 如今想想，那些在我们人生中撂过嘴子的、利用过我们的伪好人聪明人，祝你们努力变得更聪明，而我继续做我的傻子。做一个自信的傻子，这种自信可能来自很多人无法期冀的东西，比如天性和所受的教育，又或许来自我们一无所有，但无所求。就好像经历无数繁华场面，我们依旧喜欢光脚穿一双白球鞋的人。 你有你的平常心，总会有些充满希望的期待，和终将到来的明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