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陈独秀，作为一名学者，真理追求者，何错之有？

探路难，还是行路难？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探路者；而毛泽东是落实与哪个阶层联合，怎么走军事路线才能成功，是行路者。

一百年历史证明，他找的路没有错，虽然不符合蒋的要求，不符合胡适的要求，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中国贫苦人民的利益！

从为穷人谋解放的布尔什维克，到拒绝苏联的“中共保护苏联”的口号。他自始自终都是为国为民，是民族主义者。在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后，自认是造反者，而将第三子送到乡下僻难，隐姓埋名。出狱后拒绝蒋的拉拢，又拒绝向延安检讨。他是党的缔造者却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是面对苏联“长臂管辖”的最早觉醒者，却替苏共背锅，打为托派，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他如大钊般早死，便是青史留名的烈士；他一辈子都学不会闭口不言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结局，就算没有遗臭也已经遗忘，且牵连子孙。他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一个学者出于减少流血的角度，主张温和斗争，毕竟谁也没长后眼，预测未来。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相信监狱里的他也会后悔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拒绝苏共，没有坚决要求掌握枪吧。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也没向蒋投降，说他是投降派，开除党籍，解放后子女受迁连。觉得有点过了。他只是一个想革命的学者，最后革命阵营不要他，反革命阵营要杀他。

他对中国文化的功绩，应该不亚于毛泽东吧。从无到有的探路更难，还是知行合一的行路更难？至少两者都同等重要吧。他搞思想启蒙，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周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探路者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的那点错误，有人可以继续上教科书，有人就要被开除党籍落入敌人的监狱。这不就是站队吗？谁能保证自己在历次政治站队中每次站对，比如叶？而唯有学者不懂站队，更容易被抛弃。如秋白、独秀。

引言

今年是众所周知的100周年，所以相关历史主旋律题材是少不了的。这其中，我最期待的两部剧，一文一武——《觉醒年代》《人生若如初见》。

觉醒年代 (2021)

9.3

2021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张永新 / 于和伟 张桐

人生若如初见 (2023)

尚未播出

2023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王伟 / 李现 春夏

这种剧最重要的其实是编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编剧代表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生若如初见》编剧江奇涛，编剧代表作《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是如雷贯耳的作品。《人生若如初见》还没开播，所以今天就只说《觉醒年代》吧。这个剧43集，3月19日刚完结。

《觉醒年代》，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我印象中，在文章里这么怼着读者的脸推荐一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少的（上次应该是《流浪地球》）。但是！我今天必须说，《觉醒年代》真的让我感觉很爽！

为什么，一部历史主旋律题材剧，一部讲述1915-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纯文戏的剧，一部从头到尾基本都是一群文人演讲、开会、讨论、吵架、骂街的剧，也能这么爽？

爽在哪？

首先爽在三重理性，涉及历史的逻辑、历史的细节、历史的人物。总的来说，这部关于历史的剧，爽就爽在基调是很理性的，甚至有着直逼学术的严谨。先举一个微小的例子爽一爽：这部剧能做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挂着的六面国旗都符合史实。

可别以为这很简单。正如B站UP主“史图馆”和“天恶之”所考证的，六面国旗中很容易被观众忽视的是，法国国旗采用了1976年以前的深蓝三色旗（可以拿现在的浅蓝三色旗去比较一下），美国国旗采用了1912-1959年的48星星条旗，日本国旗采用了1999年以前的10:7日章旗（可以看出比其他国旗要宽）；而且，英国国旗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像，而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像，靠近旗杆的两条红白双色十字斜条中的上部主要应为白色，剧中也挂对了。当然，这些百度的话都能百度到，不过有多少创作者愿意花这个时间呢？

而剧集也不是以一种冰冷的或是不近人情的态度去讲历史。它引导你去感受历史的温度。那段历史是绝望彻骨的、是激情澎湃的、甚至是幽默活泼的。能密集地感受这样丰富饱满的情感，又是一种爽。

接下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细节、人物与温度，分为四部分，展开详细说说吧。

一、逻辑清晰、史料扎实

可能一说到主旋律题材，有人就反应成歌功颂德。不能不说有一些作品确实是这么干的；但真正的主旋律——不管哪国的——最重要的是逻辑。因为主旋律的目的在于阐述某一思想（也就是主旋律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要说服那些还不了解、甚至是反对这一思想的人，这种时候不用逻辑怎么可以呢？光歌功颂德是不可以的，至少要像好莱坞一样编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作论据。

那么现在说《觉醒年代》，它的目的在于阐述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据不用编，现成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千头万绪，还是需要逻辑来组织。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1915年。这一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迫不得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正案）。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和迷茫：说好的共和能救中国呢？到底什么能救中国呢？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已成，封建思想未去。由此，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此后，编剧研究文献的功底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剧在组织情节时就像在做文献综述，采用了一种纵横结合式写法：“纵”即纵向按时间顺序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横”即横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流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他们的代表性言论，都有所展现。比如陈独秀《敬告青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鲁迅《狂人日记》、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各种语文、历史课本中的经典“台词”，都以近乎原文的形式出现，演员朗诵时声情并茂，令人血脉喷张。

另外，本剧虽讲文化史，但也重点选取了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如“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些事件要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要么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而产生。从前25集来看，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用来做历史教学，我甚至可以草拟一个大纲。

这样，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通过其他主义的陆续失败，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大学的近现代史纲要，都讲过这段历史，但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民国北洋时代的历史又一直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著称。这些都导致这段历史的面目很模糊。

而《觉醒年代》点线面结合，把这段历史讲得一气呵成，着实让人有一种掌握知识点的爽感。

二、厚重写实、灵动写意

有了逻辑、有了史料，从表达观点的角度说就够了；但对电视剧来说还不够，因为电视剧不是论文，不能只做一下文献综述就拉倒了。有了骨架，还要有血肉，要让观众进入历史，设身处地，这样才能更容易领会剧集所表达的观点。

让观众进入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填充历史的细节，剧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

首先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层，例如在毛泽东登场时，给了一个他冒雨跑过长沙的街巷的长镜头，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看到了长沙城内各个阶级，以及富人、穷人两个世界。世道艰难，一目了然。

再比如为鲁迅登场起铺垫作用的场景，正是由他小说《示众》《阿Q正传》中看客围观刑罚的场景，以及《药》中愚民买人血馒头的场景结合起来的。

鲁迅登场时正在看碑文，紧接着就是与钱玄同的“铁屋子”论辩，这些都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但这写仅仅是为了写实而拍吗？当然不是，拍这些也是为了写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公与民众愚昧。

剧集的其他细节性隐喻非常多。

比如，北京城里的车轮艰难地在不合适的沟中东倒西歪地行进，暗示中国走了不合适的路。

袁世凯的府邸中黑云压城、白天打灯，暗示他已穷途末路。

给到老百姓的镜头，常混杂着牛、鱼、猴、鸭，而且是特写，暗示民智未开。

而给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镜头，又搭配向上爬的蚂蚁、走出井底的青蛙、舞刀弄枪的螳螂、振翅高飞的白鸽等特写，暗示革命者力量虽小但前途无量。

这些都只是我记得的一部分细节而已，如果用心观察，还能发现更多。仅鲁迅登场这几分钟，我能看出来的，就化用了关于他的四个文学、历史典故。对于不喜欢水剧情的人来说，信息量密集也是特别爽的。

三、大江淘尽，风流人物

最后说到历史人物了，这是剧集的核心。剧集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三个优点。

一是对历史人物英雄的一面，和凡人的一面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有些主旋律，过于侧重“英雄”，使得说教意味太浓；有些主旋律商业片，过于侧重“凡人”，使得理想主义太弱。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浓墨重彩“英雄”的一面，穿插些许“凡人”的一面，但实际上搞得像是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剧集又是怎样做到让一个历史人物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最重要的是将人物的英雄行为与凡人行为，统一于一个性格与价值观框架。

例如陈独秀，他的性格刚烈不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决定了在文化上、政治上他与封建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斗，这是他英雄的一面；刚烈不羁，换句话说就是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常年斗争不顾家，所以他还要与自己的两个孩子“斗”，这是他凡人的一面。

二是注重人物的复杂性。

还是陈独秀，他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平日里他对孩子严格要求，时不时还大吼大叫，但暗地里欣慰他们的成长。在两个孩子将远行时，还特意亲手给他们炒花生。

又如辜鸿铭，既是顽固的文化复古派，又是坚决的文化守护者。

三是揭示人物终究是属于历史的。

剧集有两条很重要的人物主线：一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亲情上、政治上从隔阂到和解；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从文化上志同道合，到政治上分道扬镳。

剧集安排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台词，暗示了他们的命运。

陈独秀一大家子在一起时，陈延年在批评陈独秀的暴躁时说：“性格决定命运。”后来陈延年又自述：“我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后来当这一家逐渐形成一个亲情上、政治上的统一体时，观众已经知道他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命运。所以这一刻被渲染得越美好，也就越残酷。

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一起痛饮，此时嫌隙已生。酒后，陈独秀在家门口的水洼里铺上砖头，对喝醉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胡适醉醺醺地答道：“我走了。我自己走。”观众知道，后来胡适不仅失去了陈李挚友，而且还失去了国共支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历史人物最终逃不脱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受历史沧桑，也是一种爽。

四、天若有情天亦老

历史的温度——我这里说的历史的温度是指什么呢？是在经历了前面三重理性的思考之后，突然抛去这些，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从历史中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绝望彻骨。

故事始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革命者流亡海外；“二十一条”的出现，使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张勋12天的复辟，上演了一出可恨又可笑的闹剧；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转眼间就被端上列强谈判桌任人宰割。

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抽大烟、看杀头。中国知识分子绝望，陈独秀流亡日本，说这个国家无药可救；鲁迅每天沉默地抄碑文，说与其唤醒大家，不如让他们在熟睡中没有悲哀地死去。

绝望的高潮是，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当局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时值隆冬，他们路过天津海河，看到沿岸饥民遍野，天地为之色变。陈独秀伏地大哭，李大钊无声落泪，连拉车的马儿似乎也读懂他们的心意。建党的念头在这一刻发芽，配上阿鲲（恰好他也参与了《流浪地球》作曲）创作的由哀婉沉重、到裂变觉醒、到心意已决、到怒而奋起的主题曲，构成了全剧最震撼的段落。

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

9.7

阿鲲 / 2021

但绝望，也催生决心、催生激情。

我能感受到激情澎湃。

新旧文化两派在北大唇枪舌剑，演讲者不是博得满堂喝彩就是被扔一身垃圾；李大钊在一战结束后聚众高呼“庶民的胜利”，向工人们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军警大肆抓捕进步学生，终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五四洪流终于震撼了北洋政府。

但这激情不是只用于斗争。亲情、爱情、友情，无一不令人感动。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北京相遇热情拥抱，异国画手偶然间画下了这一幕，这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趣味，又暗示这将是永留史册的历史性一幕。

激情也永远不会消退，即使是在刑场上的那一刻。陈延年、陈乔年出国时，用蒙太奇以及双重曝光手法穿插了他们数年后在刑场上的场景，表现他们的初心未改（我哭了，你呢）。

我还能感受到幽默活泼。

李大钊把工资送给了贫困学生，只能哄孩子吃肉有诸多坏处；结果蔡元培送来工资，他又立刻变脸带孩子去吃肉了。

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也喜欢打闹、画画、音乐、电影。

旧文人迂腐但又有点原则的样子，让人好笑胜过让人生气。“新文化”三人组为了拉拢辜鸿铭协助对付英国人，不迭地给他溜须拍马戴高帽，堪称全剧最搞笑段落。

即便是那些最反动的反动派，也经常要么被进步人士怼得哑口无言，要么被人民运动吓得瑟瑟发抖，要么互相抱怨互相甩锅，在滑稽的配乐中出尽洋相。其中吴炳湘是反派第一搞笑担当。

用激情与幽默面对绝望，这是一种饱含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叙事语气，也再现了当年革命者的气概。革命是非常艰苦，敌人是非常可怕——但若敌人那层可怕的伪装被激情刺穿，被幽默剥去，他们的一切看上去的威严、睿智、强悍，也就跟着一扫而空。他们像是被踩进泥土里的佛像，再也叫人怕不起来了。

结语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这么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题材，其实既有知识，又很通俗。它通俗到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群青年人在睿智导师引领下激情创业的爽文，时不时还有一些重磅人物来客串。这部剧简直可以像漫威电影宇宙那样搞一个红色宇宙了。按照这个模式来，主旋律优质批量生产或有可能（其实不可能，还得看各剧组的能力和态度，我就口嗨一下）。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们的深刻思想、澎湃激情与隽永文笔吧。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1916年《青春》，李大钊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1918年《庶民的胜利》，李大钊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1919年《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

哪怕是仅仅从剧中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发展为人民觉醒，一片新的浪潮正在形成，奔向1921年7月那个注定的日子。今日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花絮

被央视洗了稿，在《面对面》20210502期25'00''-25'30''。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出来还挺凡，但作为曾经的学术工作者，对这种不当引用真的很烦。

历史课本版面金贵异常，多少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大人物也仅能有立锥之地，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几张标签，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维纸片人。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赞誉，除了导演运用诗意镜头、节奏调度的功力强，让全剧始终能点燃观众情绪，更在于编剧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娴熟且足够接地气，他把三位的性格折叠面在细节中徐徐展开，使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成为了有温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们，还因为这仨有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共性：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轮，胡适小他一轮，都属兔，也是为啥他会称蔡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运动当时亦有“三兔闹北大”的说法。

01 陈独秀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啊？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原名“陈庆同”。

呵，同是不可能同的

父亲和祖父去世很早，后来的主要抚养人——母亲慈爱大哥温吞，这样的家庭构成使得他较少受到旧式父权的约束，能自由恣意地释放天性。

成为了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特立独行——且很笋的同志。

真·陈毒笋

十七岁考科举是为了敷衍母亲，拿到考题觉得十分不通，于是“ 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后来考乡试，备考前看到有个胖子拿着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场上踱来踱去还念念有词，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鲜一样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实庵自传》

动不动骂人的习惯延续一生，后来创办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讨旧檄文《文学革命论》，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妖魔”！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颇有些孙猴子的架势。

新旧错杂交替之际，现代性来袭，激荡的时代潮流需要这样一个激烈的叛逆者集结合力，撑起这个节点。

独秀们幸运地生对了最需要反骨的时代，世界已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本能喷涌而出。

02 猫脸团宠胡适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一个一辈子不愿意给周围人看一个脸色、不愿说一句让别人不舒服话的全乎人。

永远挂着接纳对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与世界和睦相处，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强，是独秀们的反面。

孟邹兄无处安放的小手手

张爱玲曾形容他：

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年少时有不少散发人间烟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戏子打茶围喝花酒）、金钱方面既慷慨又抱着自信的流水态度，这样内心一点不拧巴、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的人，释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难免就又不如树人们，这也是为啥迅哥儿的文穿透力极强，篇篇气势汹汹地直冲着人晦暗的心窝子里去，而胡适的文对比之下就显得手下留情许多。

这点小时候深受好脾气的母亲影响，看多了旧式家庭里妯娌间疙疙瘩瘩的日常负能量交换，觉得“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样的人际交往原则指导下，胡适的好人缘简直爆棚，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对各类社会人士包括贩夫走卒通通来者不拒。

1958年，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他台湾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问他：“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着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

胡适想了想，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即使晚年因反对威权主义与蒋介石几近决裂，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后，那个公认气量狭窄、僵硬且无趣的人，仍然评价他“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并献上那幅著名的挽联，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03 都说你蔡元培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手把北大送进一流学府行列。

这八个字看上去春风拂面的很温润，在当时各种思潮割据的薄弱共识基础上实则难于上青天，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

蔡元培22岁中举，25岁经殿试点进士，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小买卖的，还不是家族积累了好几代的所谓书香门第。

少年得志的真学霸。

然而他虽为体制中人，属既得利益阶层，性格却十足热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战争庚子大劫中接连被毒打，逐渐从崇尚维新走向教育与革命并举之路。

当时的小蔡最佩服肝胆照昆仑的侠士谭嗣同，认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不仅自己制炸弹搞恐袭，还干过一件特别豪气干云的事情。

苏报案后邹容惨死于狱中，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从化人滩荒冢地义庄偷出遗体，在愚园中公开追悼。

暴力元老&最强校长，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标签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是个有暗杀情结的组织，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这帮人的光复会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专门行刺清廷要员和慈禧太后。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澜，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剧烈，临了也没能动他分毫。

毕竟这样脸上堆笑嘴上客气却黑白两道通吃、桀骜如辜鸿铭和周树人都拜服的社会校长，惹不起。

电影公众号：东门捷径小V

有点不一样的影剧深度长评，没事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鸭~(づ￣3￣)づ╭❤～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看了三十多集，剧情除了打打鸡血，流于表面形式，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总体太虚了，人物也没刻画好，都过于表面。

这个电视剧也就把课本上的东西演了一下，没什么升华也没什么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糊弄糊弄学生可以。

一个优秀的电视剧必然是叫人忍不住称赞的，这个电视剧无法办到什么。

比如，天天同人编辑，电视剧里有没有给你们振聋发聩的一个实在的，怎么写的东西，是不是几个人物说一说，内容就出来了，丝毫没有剖析什么，叫人觉得很假。

新青年怎么写的，具体怎么编辑，怎么弄，有没有人说？内容太假大空。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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