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陈独秀，作为一名学者，真理追求者，何错之有？

探路难，还是行路难？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探路者；而毛泽东是落实与哪个阶层联合，怎么走军事路线才能成功，是行路者。

一百年历史证明，他找的路没有错，虽然不符合蒋的要求，不符合胡适的要求，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中国贫苦人民的利益！

从为穷人谋解放的布尔什维克，到拒绝苏联的“中共保护苏联”的口号。他自始自终都是为国为民，是民族主义者。在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后，自认是造反者，而将第三子送到乡下僻难，隐姓埋名。出狱后拒绝蒋的拉拢，又拒绝向延安检讨。他是党的缔造者却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是面对苏联“长臂管辖”的最早觉醒者，却替苏共背锅，打为托派，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他如大钊般早死，便是青史留名的烈士；他一辈子都学不会闭口不言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结局，就算没有遗臭也已经遗忘，且牵连子孙。他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一个学者出于减少流血的角度，主张温和斗争，毕竟谁也没长后眼，预测未来。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相信监狱里的他也会后悔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拒绝苏共，没有坚决要求掌握枪吧。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也没向蒋投降，说他是投降派，开除党籍，解放后子女受迁连。觉得有点过了。他只是一个想革命的学者，最后革命阵营不要他，反革命阵营要杀他。

他对中国文化的功绩，应该不亚于毛泽东吧。从无到有的探路更难，还是知行合一的行路更难？至少两者都同等重要吧。他搞思想启蒙，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周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探路者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的那点错误，有人可以继续上教科书，有人就要被开除党籍落入敌人的监狱。这不就是站队吗？谁能保证自己在历次政治站队中每次站对，比如叶？而唯有学者不懂站队，更容易被抛弃。如秋白、独秀。

“民国的故事不只是军阀阔太，才子佳人的酒肉池林，更是那些撕裂黑暗的熊熊焰火。” ——题记 百年前的中国，地裂权分，民不聊生。正应了葛树贵那句“我们穷人生来就是等死的命。”活着，成了无比高尚的代名词，活着，成了崇高的信仰，但，活着，却不如死。蝼蚁之名，算不上“命”，只是命运的蹂躏之物罢了，在肮脏的世道里喘着粗气，长着烂疮，流着污脓，散着恶臭，咒骂老天无眼。血雨腥风，乌烟瘴气，乱臣贼子，国败军糜，有钱的买命，没钱的等死。“闹市砍头”成了人们热衷的特色节目，瞪大双眼，惊喜又恐惧，期待那砍刀挥下，顷刻，人群蜂拥，抢人血，蘸馒头，民间“妙方”。麻木，腐朽，枉为人的思想受到追捧，不为别的只为两字——活着。一条贱命赖活着总比死了被人抢血喝来的体面，所以，人人猜忌，各怀鬼胎，眼巴巴盼着别人死。 向阳而生，又何惧长夜?即便是挡住了太阳，也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总有人从风雨中踏着泥泞而来，带着曙光，沾满希望，在黑夜里，在枪声中，他陈独秀看见了…仲甫先生带着“德先生”和“赛先生”赴上这残破的国土，为中国灌输一股清流，探索之旅由此揭开序幕。 放眼如今，百年后的中国，脱胎换骨，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让老百姓都吃上了热腾腾的大米饭，万千学子发出朗朗的读书声，如同一曲高歌，歌颂着中国的希望。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醒了。东方古国，泱泱华夏，正迈着阔步走向世界前列发出时代最强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百年前，丧权辱国的笔笔条约，因为落后，所以挨打，百年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话，因为这里是中国。 来时少年身，归去英雄魂，冷剑落龙华，热血绽桃花。一身正气赴法追求理想的少年，国难当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跪，以捍尊严。在没有炬火的黑暗里，以血肉之躯熔铸光亮化为热火，燃烧自己也灼伤了乱党，谦谦君子，傲然屹立，用骨气画下恢宏的一笔。对小家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悲痛，但对大国而言却是硬挺挺的脊梁！ 一阵晚风吹过延乔路，车水马龙，霓虹灯闪，是否在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两兄弟仍守护于此，保一方太平？乔年啃着刚买的包子嘟哝着馅料太少，延年在一旁认真钻研新一期的杂志埋怨鸣笛太吵......延乔路短相连于繁华大道，尽头便是烟火人间，尽头便是他们奢望的未来… 一条路铺不完你们的艰难岁月，一段话描不出你们的万分风骨。初踏此路，不明世故，再踏此路，感慨由衷。只愿朝阳永洒国土，不忘英雄鲜血满地。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以凡人之力，书写传奇。因为你爱人人，所以人人都更爱你。身难存，魂永驻！ 我庆幸自己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身处枪林弹雨，没有炮轰连天，没有尸横遍野，没有傀儡乱世。我脚下的土地是让我每夜能安心入眠的保障，当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我就知道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正保护着我。每一缕空气，每一粒米饭，每一口干净的水，都是曾经的他们所幻想而又不可及的，身负使命，为国为民，位卑未敢忘忧国。 最先在黑夜之中惊醒，带着光芒照亮人间路，却又带着热忱的心最先离去。晦涩难懂的理论，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他们毕生追求，是知识，是理想，是信念，是生命！历史书上短短几句，绘尽一生，白纸黑字，沁满希望和光明。没有人可以百毒不侵，但是热血却能融化恐惧，没有人是生来勇者，但责任催促上阵。若不是先生们以死卫国，我等又何能长存于世？ “我相信，一百年后的中国，它定会证实我今天的观点！”守常先生，百年后的中国，我替您看了，山河雄伟，科技腾越，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而今盛世，如您所愿！ 余光中先生有言“下次路过时，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河流滚滚向东，民族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其实，我是见过先生们的，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上，在熬夜备考的黑夜里，在，在和风细雨的春日里，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

（好意外会收获到这么多人喜欢！听说俺的文章还被当做常州高级中学的新生暑假作业了！！真的非常非常激动啊！！！！对嘞，知乎上我也发布啦，大家不用担心哈，那也是我。大家可以搬运部分内容哈～全文搬运的话需要备注一下！）

ps:哔哩哔哩up主“大概是王大可吧”剪辑了《觉醒年代》版本的《海底》，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的填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位up主啊！！！她超级优秀！

张导真是讲故事大师兼隐喻高手， 此剧镜头语言丰富，用典和化典信手拈来天衣无缝。

开集陈独秀旅日遭学生口水唾面被骂卖国贼，他不以为意，拂去口水，这是“唾面自干”。

蔡元培风雪三顾陈独秀，用的是“三顾茅庐”的典故，蔡公二顾茅庐时，陈独秀酒后酣然高卧，蔡元培风雪静坐待君醒，用的又是“程门立雪”之典。两典齐用以示蔡元培求贤之心若渴。

陈独秀与钱玄同雪中赴会陶然亭，亭前红梅怒放，亭中古琴悠扬，耦合的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车辙大量出现影射秦始皇时代的“车同轨”，时代在变，道路要变，道术亦当变。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主题演讲和蔡元培的北大上任演讲同样具有超时代性，“文化自信”让人热泪盈眶，可以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蚂蚁前后两次分别在陈独秀与陈延年两父子的镜头里出现，蚁在陈延年指间放生，一为表现赤子之心，其次也隐喻救亡之路当回到众生中去；蚁在陈独秀演讲的话筒上爬行，蝼蚁在迷茫中尚有上下求索之心，何况生而为人，弱小如蝼蚁，依然在困顿之中寻求出路。蚁又是众生，救亡之路当集合下层民众的力量，仅靠精英阶层的觉悟仍不足以救中国。

同时，蚂蚁关于众生的隐喻又暗合了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两个篆字构成三人之“众”。

雨中毛润之出现时的众生长镜真是一绝。

每一组镜头用的都是对比性语言 ，牵牛的老农和扬鞭的骑兵，地上曳尾的鱼和楼上穿旗袍的小姐，污泥中插着草标待卖的孩子和坐在车上吃三明治的少年，鱼缸中任人赏玩的金鱼和闲庭信步的鸭鹅……

这个男人从雨中走来，亦从众生中走来。

精彩绝伦！！

鲁迅先生酝酿《狂人日记》的美学设计可以与蔡元培三顾陈独秀媲美。

这个镜头里，鲁迅先生手中握的是刻刀，第一，寓意其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奠基者；其次，笔如刻刀，发出苦闷已久后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横空出世；再次，木版画上刻的是千古忠义无双的关公，喻先生一生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与李大钊的自勉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谋而合。

此外还有先生寓居的补树书屋前的枣树，与历史细节一一呼应，剧组有心了！

新青年编辑部开会，陈独秀李大钊等长桌围坐高谈阔论，而鲁迅先生独坐一隅。回头看，鲁迅先生出场的每一镜都堪称艺术级，登场第一镜，不似国人惯熟的“愤怒”，而更类似于时下的“丧”性，背景是《药》的原型，众人争抢人血馒头，以国民的冷漠麻木来突出“丧”的源头。

他不如陈独秀人格魅力超群而能够形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新青年朋友圈，也没有李大钊的平易亲民，更不似胡适时新潮流，他与陈独秀这些精英派始终保持着隐约的距离感，对这个时代下层人民保持着深刻的共情力，不群不党，遗世独立，是那个时代的异类。镜头这样处理，不流于人物的脸谱化，而选择挖掘人物内在根源，从内在剖析到外化表演，都精细到让人寒毛直竖。 还有一细节。编辑部围坐开会，陈独秀嗑瓜子，嗑完瓜子就把瓜子皮往蔡元培面前推，蔡元培无奈清理。个人理解为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实后盾。每逢新文化运动有麻烦，蔡元培总是不辞劳苦充当“清洁工”，为他清除路障，包括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蔡元培为陈独秀做的瞒天过海的“假履历”，不就是陈独秀嗑瓜子，蔡元培清理瓜子皮的局面吗？

胡适成亲后穿的是极少在他身上出现的长袍大褂，暗示即便留学多年依然要受旧婚姻的桎梏，同时他又在雨中聆听代表新世界新事物的小提琴，新旧世界的交替与冲突在他身上最为典型。

陈独秀四合院里多次出现的兔子也有来由。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三人都属兔，胡适也曾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里影射的就是这段典故。

35集，陈独秀李大钊发传单一幕真是悲壮。

楼下戏台演的是京剧名段“挑滑车”。 金兵围困岳飞兵马于牛头山，并调来滑车阻击。岳飞麾下猛将高宠单枪匹马连续挑翻了十一辆滑车，终因座下马匹力尽，挑第十二辆铁滑车时英勇战死。

楼下演的是为国尽忠轰然身死，楼上陈李二人，一个是坚毅诀绝，决心以身饲虎，从实验室再入监狱，唤醒国民；一个是热泪盈眶哽咽不能自已，慷慨悲鸣，暗示他日为国殒身的命运。

家门胡同泥泞小路，陈独秀两次为胡适搬砖涉水也意味深长。

第一次，前路泥泞，陈独秀搬砖垫脚，两人相携同渡，说的是知音相投，携手同归；第二次，胡适醉归，陈独秀搬砖，前路依然泥泞，却是陈独秀目送，胡适独行，说的是分道扬镳，从此殊途。“适之，前路坎坷，小心脚下”……是良言，也是预言。

陈独秀被捕入狱，放风期间在墙角看到螳螂举臂，用的是螳臂当车的典故，但意味更深长些。

螳臂当车出自《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意指不自量力。另有一典，春秋时齐庄公驾车猎游，见路上螳螂伸出前臂好似要挡住车轮， 驾车人不屑一顾，说螳螂这种虫“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却说：“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叫驾车人避开，从路旁过去。此事后来传开，天下勇士纷纷来投奔庄公。

陈独秀高楼一呼，以身饲虎，决然入狱，看似是以螳臂当车之力搏反动政府之重轮，然而，此等明知不可为却决然为之的精神却堪为”天下勇武“，”士“之表率。其后果然，全国联动，奔走疾呼之声不绝于耳，恰如勇士来归。

借用热评，"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英雄不朽！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觉醒年代》剧照

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恰同学少年》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革命先辈的少年时代

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右一是《觉醒年代》也有的陈乔年，他是《我》剧少有的有爱情线的角色

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