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