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这片子只能说太赞了。
立意方面再说，画风（尤其是色彩的运用）和配乐是令人叫绝的。以动画手法做纪录片，单单这创意可能反让人忽视了片子本身的优质，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谁知导演真真把这个“噱头”以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表现运用到了极致：梦境与现实的切换、大量残忍血腥情节肆无忌惮的上演、巴赫配乐下的疯狗追逐、欢乐摇滚中玩乐般的民众屠杀、民谣配唱的坦克进驻城市、肖邦协奏的林间优美慢镜是一个持枪的孩子的倒下、以及最经典的枪林弹雨下的华尔兹，这一切看似戏谑实则无比讽刺的“高对比度的残酷现实”，把战争令人绝望疯狂的一面推向了极致。给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比如我）以极大的震撼。

这个真的是只有动画，最简单却含义丰富的2D做到了，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细节，无论作为动画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出类拔萃的。从艺术上讲，我觉得这片子简直完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跟破坏力果然同样强大。

至于背景故事，据说还是美化了以军的----关于Sabra和Shatila的大屠杀，他们是知情的。不过要我说，这片子值一个Oscar最佳影片提名。

赏心悦目的画面，精巧的镜头调度，畅顺自然的动画，一流的覌赏经验；纯熟的电影语言，充满了丰富联想的隠喩，可供影评人写上几万字的叙事。

但它摆脱不了苍白的内涵，在充满艺术化的造形下面的僵化创伤，不愿愈合的伤口。

电影所叙的是一段过去的重构，几个以色列军人，对于1982年贝鲁特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遗忘和回忆。这也是一部自传，导演Ari Folman以色列人，写的就是自己。他在当年前参与了这场战争，二十年后，因重复的恶梦勾起了某些回想，驱使他往寻昔日的战友，重建那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的过去片段。

作为失忆者，主角患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因巨大的创伤产生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忘却那段创伤的记忆。所以，导演／主角受过创伤，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重拾记忆，是心理康复的重要过程，拍电影就是治疗，主角说。

讽剌的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者，黎巴嫰战争的唯一正规军。如果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谁是罪魁祸首？谁还能有这个实力？以色列人所创伤者，会不会是身为强者而无法保护近在身旁的老弱妇孺？不，失忆者既是受害人，电影没有顕出自咎，只有隠约地指出上层指挥官的默许，下层部队的无奈，然后止于此。

以色列近代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老战友问主角：巴勒斯坦难民营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纳粹集中营？这道出了以色列的集体回忆是如何牢固地凝定在受害者自居。是否以色列人只能在自己的痛苦中才能同感到别人的痛？

屠杀事件中以色列领导层的默许非常明显，以军在屠杀的晚上一直发射照明弹。主角在屠杀者长枪党枪手撤出后进入难民营，看到卷发小孩的尸体，年纪和他女儿相若；然后发现四处都是尸体，有些地方，尸体堆叠到胸口高。画面转到真实新闻片段，巴勒斯坦妇女号啕大哭，电影到这里，戞然而止。导演还是未能流泪，只能透过别人的泪水表达悲伤。

「创伤不但不会创造自由，对于他者和分裂与悬荡的自我碎裂也未能采取敞开，而是会引向回然不同的碎裂──用佛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一种具毁灭性也同时让身分故步自封，朝向完全不同的路：走往教条、胁迫与强迫形式之信仰的危险。我们是否冒着将身分的瑕疪与裂痕理想化的危险？片断可能产生僵化，就如同一个民族可能会因历史异化，不但不播散本身，反而开始欲挖掘历史以便正当化国家暴力。」──贾柯琳‧萝思Jacqueline Ross（2003），“回应萨依德”，收录于爱德华‧萨依德（2003），“佛洛伊德与非欧裔”

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治疗子弹穿过至爱亲人身体那种痛，26年后的迦萨，恶梦一再撕开未愈的伤口。



背景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回顾2008年的世界电影，有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部是英国年轻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饥饿》；另一部则是一部以色列的动画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它们的杰出在于能从一种独立、客观的视角中揭开那段被集体尘封的记忆，然后通过个体经历来重构历史话语，在痛苦的反思中抚平心灵的伤痕。对于英国，北爱尔兰是一个敏感又痛苦的记忆；对于以色列，贝鲁特大屠杀则是深埋于国家、民族灵魂中的潘多拉之盒。在电影中这个盒子被挖出，直到最后被打开。但它释放的却不是仇恨的力量，而是反思的勇气。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希望，尽管它微弱、渺小，但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还能要求它什么呢？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选择动画这种形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前年的《我在伊朗长大》已经足够惊艳了），但更让人折服的却是影片的主题。用动画形式包裹严肃主题对于习惯于好莱坞迪士尼式儿童动画的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的视野稍微开阔一点就会发现从日本到西亚，从东欧到西欧，动画片从来就不是儿童的专利，动画形式常被导演用于作为表达思想、传达态度的媒介。主要原因在于动画相比真人拍摄的种种限制，它的表现空间更开阔、更自由。去年，当全世界都沉浸在皮克斯制造的机器人乌托邦中时，来自以色列的电影创作者们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虚幻爱情和光明结局，混淆善与恶、美与丑，夹杂血与泪、痛与恨的真实历史。在那里，战争中人性的异化、身份的错位、尊严的丧失交织成为一出彻头彻尾的现代悲剧。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不是发生在剧院里，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皮克斯放眼太空用两位机器人去换取高票房，以色列人回望过去用一代人的伤痛来为民族赎罪。我不敢妄断两部作品的价值高低，我只能说在笑与哭中也许后者才能真正给人带来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
   在动画形式之中《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还选择了纪录片的拍摄模式：通过一个丧失战争记忆的前士兵（现在是一个电影导演）寻访相关亲历者重组记忆的故事，来再现2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那位丧失记忆的主人公正是当代人对待历史的缩影呈现。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禁锢了这段历史，甚至连当事人也不例外。而突破这种权力话语的压制，正是影片主人公探寻真相的原因。影片导演借主人公的身份对照，表明了电影创作的真实意图。对于官方历史的重新建构，将历史的解释权还给历史的当事人，如同用巴赫金“狂欢节”式的文本书写，去抵制罗兰•巴特的“语言法西斯”。因此，电影中那场战争中的相关人员依次登场：从士兵到记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历史、重构历史。其实，任何站在当下的时空维度去对过去的探究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任何记忆都不可能完全真实。电影中展现的那一段段梦魇般的记忆琐碎、个人，但当历史的当事人被重新推向历史前台，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间的矛盾顷刻展现，众生喧哗之中战争终于可以超越正义与非正义的层面被否定，个人经历终于可以跳出国家历史的束缚被承认，民族亦可于逃避与谎言中被救赎。
   影片暗示了一种令人深思的角色转换。电影最后记者提到了从贝鲁特难民营中走出的形容枯槁的生灵，高举双手、满脸恐惧，像极了那张摄于华沙犹太难民营的著名照片。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历史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常常让它的演员们无所适从。还有那个被抛弃的士兵在历经艰难之后，救他的竟然是抛弃他的那支部队，而他变成了抛弃战友独自逃命的懦夫。影片最后由动画影像变为真实影像远没有《辛德勒的名单》最后的黑白变彩色那般动人。相反，它将原本就压抑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没有一丝一毫的篡改空间。与之相比，《辛德勒的名单》的升华倒显得矫揉造作了。
   那段肆意疯狂的华尔兹，黑夜中徐徐下落的信号弹，大海中孤独前行的“爱之船”……一幅幅历史记忆不断呈现，那是战争亲历者们终身无法释怀的梦魇。无数的人体炸弹、汽车炸弹，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空袭，隔离墙两端对扔的石块……一幕幕现实惨剧不断上演。历史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现实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往伤口上撒盐了。解决之道在哪？电影告诉我们：不在现在，更不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重构现实；只有重构现实，才能希翼未来。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是绝不满足于仅对历史做现实的重构，重构历史的真正目的在于关照现实世界，去对现实进行重构。用电影改变世界，这或许就是每一个怀抱电影梦的创作者的终极理想吧！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电影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第一次看这种形式的纪录片，或者动画片。故事概要就是主人公（或者说本纪录片的导演）发现自己残留着年少参军时目睹的黎巴嫩屠杀的记忆残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驱使着他追寻那仿佛梦境的记忆。根据点滴线索，他不断走访和当时有关的朋友、战友，对那段大屠杀的记忆随着访谈的深入而逐渐清晰。全片几乎都是电脑加工的动画，使得本片的视角始终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游离，这种暧昧的态度直到最后才突然明朗，在黎巴嫩难民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中，画面由动画换成了真实的镜头。导演通过长时间的对影片真实感的剥夺，使得最后的真实直指人心。
我一直在问自己纪录片是什么。现在我的答案是感觉，真实的感觉。纪录片的导演通过各种技法和手段，营造出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真实感，让观众认同他的表达和主张。所以，《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虽然是动画，但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纪录片。迈克尔摩尔的电影，很多镜头据称都是摆拍和策划出来的（其间不乏阴谋），按理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准则，但是业界在摇摆之间仍然不能否认他拍的是纪录片，至少是因为他的电影靠真实的感觉来表达意见。而很多整天扛着摄像机跟在被访者屁股后面转的片子，因为缺乏有力的表达和对倾诉的渴求，或许只能算是素材片了。倒是应了英文Documentary的意思，一家之言。
本片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主角（或曰导演）为什么会失去对大屠杀的记忆。刚推荐过的《第三种猩猩》里的解释是：大屠杀如同一次大规模的催眠，让无论是外界还是内部的人都呈现出一种逃避性的集体失语和失忆。之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极大部分屠杀事件都被埋没在主流声音之外，是因为无论是对受害方还是第三方，都有足够的缘由保持沉默：对于屠杀幸存者来说，他们往往因为身边的人都死去而质疑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相较于悲伤、害怕和愤怒，自我怀疑和愧疚反而是主导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一般会因羞愧而保持缄默；而对于第三方（如记者或联合国观察员）来说，大屠杀的反人性程度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认知经验和道德体系，强大的震慑导致心理创伤，让他们选择逃避、沉默或否认。于是乎，Super Junior的演唱会视频可能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但在地球村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等重大事件却因以上原因而很难通过主流话语体系而被世人所关注。唯一的例外就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因为受害者是全球最懂得舆论和宣传的民族之一。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虽然铁证如山，但想获得正式关注却难上加难，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更莫提发生在我们所不了解的国家的更多的人间惨剧了。没看过本片的话，你知道黎巴嫩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里面有两段关于女人的。一段是初征的年轻人在甲板上梦到从海里浮出的巨大母体。他趴在她温柔的肚子上逃离了这一切，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还有一段是另一个士兵在袭击中被自己的队伍遗弃了。他躲在岩石后面，眼前闪现出了和妈妈在一起的场面。幼小的他用木槌帮妈妈锤松要煎的肉条，妈妈给了他一个奖励的拥抱。

柴静写过她访问的一个侵华日军老兵。他离开家时，妈妈给了他一只碗，他一直藏在胸口。经历了整个战争后，他居然能一直保护着这只脆弱的瓷碗没有碎掉。柴静写到：哎，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那两个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估计就像中国人心中的日本兵一样可恶该杀吧？没人愿意想起他们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片子最后一段出现了那些在当年新闻里嚎啕的女性们。她们衰老，臃肿，声音尖利，悲痛欲绝的脸和美丽丝毫不沾边，你甚至首先想到的是肮脏，贫穷一类的形容，符合大部分人心中对中东战区人群一厢情愿的定位。但是这些丝毫激不起男人保护欲的女人们啊，她们确确实实，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