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

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纪录片，非常准确的抓取了1997年中国上海这个超大型的城市，在这个风起云涌，打破与重建，封闭与开放，落后和发展交织的时代，在激荡起伏的社会浪潮下，准确的挑取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个案，如老年黄昏恋情、利益得失的拆迁户、为情所困的凶杀案、先心病儿童的救治、京剧师徒的传承等故事，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时代的脉搏。 上海这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着比深圳更深厚的历史文化、经济的背景，在这个激荡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对芸芸众生产生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人们在这个社会的变迁当中彷徨，挣扎、奋斗和绝望，各种时代的表情，在这几个小故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也十分的准确，镜头运用很生动，抓取了故事人物典型的表情，流暢完整地述说了故事的发展，语言也用的是当地的沪语，十分的生动而形象。

作为一个对纪录片很挑剔的人，都不得不感叹此片的水准、视角和真实性（尚未考证案件，看评论说找不到，在这里画个问号。但镜头呈现的日常非常之真实）。

老太太和好姐妹躺在床上聊爱情、中年妇女去找陈教授咨询性生活的那几段我不知道导演是如何处理镜头的，实在太自然太真实了。全片的叙事口吻是客观但不冷酷的，6、7段不同的故事穿插起来，并没有野心来批判或歌颂一个时代，只是想要讲一个经历转型的城市里的死亡和爱。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成《逝》，在2021年看到这个片名也有一些感慨。

看到供述罪行部分的时候，心里想，这哪是纪录片，明明是剧情片，还是特别优秀的那种。既真实又具有张力的罪行、还在建立中的法制，让人不适。第一次看到真实罪犯的供述，真实得浮夸，他的结巴、承认和最后的上诉，尤其是上诉失败后沉默地签字部分很打动我。司法确实是不完善的，很多证据都没有找到，这个故意杀人罪到底是否真的成立，这一点导演没有表态，也是此片打动人真实的一大体现。

笑了很多次，基本都与性生活有关。午夜电台的存在本身就还挺让人惊奇的，性健康是一个可以被公共讨论的问题，讨论生殖器长短的部分太有意思了，党员打电话来，主播大姐反复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性生活和党员不党员联系起来，“党员也是要有性生活的！”我边笑边震惊，在信息中心化的时代，我们竟不是有丝分裂的。

陈教授给来咨询的妇女的建议，经过24年还是金玉良言

哭了两次，一次是在老头唱Mona Lisa的时候，一次是在片尾，每一个故事都告一段落，老头老太太坐在电视面前，看邓的葬礼，老头说，下一代会更好。

1997年，是我们的新浪潮，开放发展中伴有一丝混乱，希望中也有伤痛，我们谈性、跳舞，心脏病小朋友写字和学戏曲的小孩念英语两处也是神来之笔，全球化进程里个体的生活景观都在这里呈现了。

中间舞厅跳舞的部分，想到了周防正行的《shall we dance？》。谈谈情、跳跳舞，唱英文歌，谈一场黄昏恋。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不过是在不同的背景里做着相似的事。

站在新时代回望，全是陌生和怀念。说什么都是轻飘飘的、词不达意的。

看完打开朴树的《我去2000年》，听着专辑，他唱：“荒唐是吧 悲伤是吗 没有办法/就祝咱们都小康吧/大家一起去休闲/就让该简单的简单/大家一起来干杯/为这个快乐的年代/泥锅泥碗你滚蛋/你追我赶到2000年”……

中文里讲的是“实事求是发展，将来会更好”

迷惘是时代的底色，不完美中有爱恨激荡，但一切变动中，我们还能拥抱真实。这部纪录片能够在1997年深入公检法和小百姓的生活，其存在本身，就是真实的力量。

一九九七，盛世前夕，邓公仙逝，改革开放走到关键节点。

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镇，带来廉价的劳动力和盲流，酝酿多时的大项目逐个上马，城市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上海是彼时中国的一个缩影，生机勃发，而又暗流涌动。政策不仅打开了经济的格局，也打开了古老民族的思想枷锁。这位西方导演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既期待又焦虑的情绪，用影像记录时代断面之下的几个片段：一桩干部情杀案的侦破、一位患儿的救治、一名大龄剩女对爱的追求、一个戏班里的师徒传承。在100分钟的时间里，用白描的笔法记录一九九七的上海。

影片的价值在于非常完整而又恰到好处的纪录，不是直接讲述时代变幻，而是对社会中的微小细胞进行侧写，观察他们表情里和话语中暗含的躁动。这种记录并非基于上帝的怜悯视角，而只是在人物与事件中安插了一枚不易察觉的镜头，平静地记下那些鲜活瞬间。

影片中涉及城市风貌的内容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人物的对话和状态，可以解读为，相比起经济建设，导演更关注中国人内心的思想转变。而导演的野心在于寄望用几个社会片段，拼接出世纪之交的中国，但样本的时代代表性显然不足，观众更容易被凶杀案和性学咨询的猎奇性所吸引。从技术上来说，几个主题差异巨大的片段穿插进行，节奏跳跃，也让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失焦。

长久以来，我们都对西方如何看待中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一些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观察、中国体验，特别容易受到关注。这部纪录片拍摄于一九九七，抛弃了宏大叙事的手法，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看似随缘捡拾的素材，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变成弥足珍贵的时代生活史。

如何才能了解一座城市？

是从摩天大厦或更高的地方俯瞰？还是在街道中散步游走？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分别代表了两位“都市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前者是近年因重读《资本论》再度走红的批判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他认为假使观察者的视点不够高，就不足以看清“资本”这支巨手对城市空间的操弄。后者则是以著有《日常生活实践》闻名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赛托，他却说只有“漫步者”而不是“观察者”才能了解城市的真面目，乃至于城市本身便由漫步者的脚步书写而成。

且不论取径何者，在他们的前辈和导师亨利·列斐伏尔那里，两条路线就都已经被当成重要的课题：一方面，要研究空间和社会的“总体”，把落在图纸上的抽象蓝图囊括到它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域中；另一方面，哪怕日日重复的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或姿势，都可能蕴含了未被揭示的道理，所以要进行“日常生活批判”。[1]

这么看来，纪录片《逝——上海冬夜的爱与死》恐怕真的摸到了了解一座都市的诀窍，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度过了观影完毕的“贤者时间”后，焦虑会不断涌来：不安、羞愧又惊诧，一个外国人，究竟凭什么会比几十年乃至一辈子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更准确地触及到了这座城市的内核？

文明与规训，罪恶与惩罚

影片开场白单刀直入地延续导演菲尔·阿格兰德摄制中国故事的后89叙事[2]，将特定历史事件未曾远去的余波，和彼时的“开放”及领导人命运串联在一起。在异常紧张的行动和氛围里，镜头对准了南浦大桥、外滩建筑群、东方明珠和建筑工地，随后俯瞰着复兴中的城市——在这一视角下引出了一条主线：一名青年女教师疑似被男友陈正华杀害[3]。

阿格兰德几乎追踪了案件从侦查到执行判决的过程。从发现尸体的现场、警车后座、审讯室、庭审，一直拍到判决后陈正华被人要求尽快写好遗书，以及陈的同事和受害者的家长。全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莫过于刑警803审讯那段，刑警连爆粗口，吓得受审者在老实交代前提了一个要求：“㑚覅打我”。——这真实得引人发笑，毕竟在20年多后的今天，对此情形毫不遮掩地进行影像纪录几乎是不可能，更不要说由一名外国人来掌镜！尤其是2008年经历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事件后，操着粗口、粗鄙的市井行为，必须被隔绝在正义且专业的执法者形象之外，就像《巡逻现场实录》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4]。那么，英国人菲尔·阿格兰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问题可能比想象中好回答，甚至答案你早已猜到：无非是“通好了关系”。因为更早之前在云南丽江拍摄纪录片的经历[5]，阿格兰德结识了公安的高层并曾在北京有过交往，据说当时一位开明的大领导为其在上海的拍摄开了绿灯[6]，意图借此契机让803走上国际舞台。阿格兰德凭这个难得的机会在上海一拍就是3年，最后制成长达7小时的电视纪录片《Shanghai Vice》（一译《上海风云》），顾名思义，罪恶是其主题之一，《逝》则是由前者浓缩剪辑而成的。[7]《逝》由一条交错但清晰的线索牵引，即“爱和死”——既有罪犯的爱和死，也有小市民的爱和死，甚至是这座城市的爱和死，如此，一套超长的电视纪录片摇身一变成一部出色的纪录片电影。

但事情又远没那么简单。即便导演始终坚持投注数年时间融入当地生活，到上海后的拍摄并没有因为拿到高层许可而一帆风顺，导演曾透露，“几乎所有警方的影像都是在最后半年中拍摄的”，在此之前的2年间，他一直在与当地执法者周旋[8]。虽然在丽江待了数年，可中国的乡村和城市仍有明显的差异，对阿格兰德而言，罪案则是一种俯瞰某处的切入点：规训与惩罚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9]影片接近结尾的一桌饭局上就提到，1997开始施行了经第一次修订的《刑诉法》，其中增加了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细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掌握权力的城市管理者应当对个体的基本权利予以尊重。建造城市，也是设立一套新的规则，于是犯罪与执法也象征着“前城市”的混乱与城市化秩序之间的缠斗。在此，镜头通过最极端的事件，和陷入这个事件的人们，来观察这座动荡不安的城市。

市井的修辞学

“不安”是对那个时期的总括，1997年的上海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点[10]，除了片中明确涉及到的拆迁、大肆开发、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等问题，实际上阿格兰德非常清楚上海在当时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和状态，比如下岗潮、下海潮、炒股热等等[11]。一方面是因为他观察得够多，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带着来自欧洲的都市化经验。20世纪70年代起，英国发生了严重的城市衰退和城市收缩现象：中心人口向郊区迁移，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此后，政府和民间不得不投入大力气推进“城市更新”运动。阿格兰德似乎在狂飙突进的上海看到了英国都市的影子。

可是，影片对这些问题只一笔带过，阿格兰德没有打算从某个制高点来审视这座城市的市民社会。在被灰霾笼罩的城市中，一只惊奇的眼睛，不仅架在的立交桥上、建筑工地里、苏州河旁、提篮桥监狱外，还架在了弄堂口和早饭摊、饭店和舞厅、地铁和公园、病房和咨询诊所，慈善基金会和京剧班的训练房，甚至架进了南市区的几户人家的屋里厢。

流连的摄影机不仅带着行走的姿势，甚至还成为这些场所的一部分——在被拍摄者脸上，很难揣度他们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镜头的存在，抑或多大程度上对其视而不见。有评论说阿格兰德的中国影像是“fly-on-the-wall”式的[12]，摄影机就像钉在墙上的苍蝇，而它对准的人们自顾自地继续着日常生活。这种摄制风格，对影像空间几乎表达了同一种隐喻：即使面对凌驾于自身外的异质权力（摄影机/国家强力），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会继续，个体总得想办法生活下去。对应着时代更迭、历史车轮再次翻滚的紧张时刻，日常生活始终在街头巷尾中同主权权力的集中管控进行游戏。

摄影机跟拍了4对人物，好邻居好姊妹马阿姨和王阿姨，心脏先天患病的小范和母亲，房东冯阿姨和房客小唐，孙师傅和他的关门徒弟小简。这几对人物之间互相还有交集，和陈正华的故事不同，日常生活构成的这一条线索，围绕在一个并不大圈子中。在“规训与惩罚”的空间中，我们看到了彻底的暴力。而在平视的日常生活实践里，它们是“多样的、抵制的、狡猾的以及执拗的——它们逃脱了规训的控制，然而也并不因此就完全处于规训的势力范围之外”[13]。背景中曾经的石库门里弄正是分析这种实践的最佳场所，里弄空间自身就是“全景敞视监狱”的一处缩影——阡陌的支弄中是居住空间，较宽的主弄则对外敞开——带有半私密半开放的性质（这里的联排和敞开，是由城市化和“半殖民”的一方带来的）。[14]就是在这里，两位阿姨坚守着自己的“领地”，直白地歧视外来者并要求“氓流”统统枪毙——她们并不“处于规训的实力范围之外”。也是在这里，她们开发着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面对（象征着敞开的）镜头讲她们的私房话：她们抱怨家务劳动和婚姻生活，她们诉说自己的身体和情欲，她们忧虑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但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转变。一边织着绒线，她们甚至为防范性暴力想好了对策：在裤兜里准备着隐秘的利器。

还有寡妇冯阿姨，她纠结于世俗的规范，但经历众人的劝说还是没有和王教授结婚，选择继续恋爱生活（这些都在无意中消解了错误发生时陈正华的愤怒）。冯阿姨爱唱歌爱跳舞，和聚餐同桌大叔唱出的英文歌曲惊艳四座，大叔说，文韚的时候在家里也要唱，骑车上班的时候也轻轻唱——“忘了歌词这多难过”此时成为一句反抗的宣言。

“日常”的反抗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叙事中尤其说得通，其在空间中所对应的市井修辞学，用毫无忌讳的笑消解和篡改着当下。可不要误以为冯阿姨和友人大叔的歌声只是“东方巴黎”的残血。稍作一个考古就会发现Nat King Cole原唱的《Mona Lisa》和《Too Young》是1950年代是行曲金曲，也就是说它们在中国被传唱只可能是在“非常”的49年之后。这不是什么“老克勒”的传说，也不是帝国殖民时期布尔乔亚精神遗珠，而是真实的都市日常生活，《逝》中的上海如此真实，它的真实包含着粗鄙和不讲道理。

殖民城市与城市殖民

这一曲结束在1997年，锁定在另一个领导人逝去的时刻，经过不断地规训与遗忘，今天我们越来越惊异于屏幕上的私房话和流行曲，上海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陆家嘴闪耀景观。在资本的计算下，老旧的城市、老去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能抓住市场机会的人，迅速被城市象征性地切除。

“开放”重新很令许多人又乐观起来，自由似乎总有一天会随之而来。然而正如石库门里弄的消失——无论是拆除还是新天地、丰盛里般的偷梁换柱——终结了半私密半开放性的张力，日常生活实践的阵地就被摧毁，取而代之开始的是原子化个体的中产阶级新故事。昔日殖民者势力的大企业、跨国公司又有机会进入这座城市之中，在走向经济主权凌驾政治主权的新“帝国”时代中[15]，他们又被强大的统治者利用，为后者挣得经济霸权。在这两方合谋的空间规划中，个体的价值不但不被尊重，甚至人们劳动剩余的消费和休闲时间还要继续被剥削。直到今天，地产商和政府仍孜孜不倦地再生产城市形象来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什么“国际化大都市”啦，“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啦，“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啦，还有打造 “静安区的新天地”、“虹口区的新天地”等等等等。我们都体会得到，举办各种国际会展对日常生活的践踏，然而为了标识自己的高贵市民身份、为了消费这种“过度真实”的文化，我们又不得不欣然地接受。我们似乎忘记了日常生活实践，忘记了在都市行走中的混沌和惊奇。

已经固定下来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市民对设计和品质有偏好，喜欢洁净与秩序——从城市中心一面向郊区殖民，一面向城市中心内残余的旧居殖民。穷人、无家可归者、外来务工者、无力搬出旧区的年长者成为城市殖民中的二等公民。这个也被称之为士绅化的过程中，我们拒绝了市井的修辞并接受了分裂。一些石库门因其可被利用的地产和文化符号价值，成为决不更改的保护区或开发商眼中的香馍馍。更多的石库门则变成废墟、城中村。一些人作为人才引进并被准许购置房产，另一些人则相反通过“五违四必”等等整治直接剥夺进入城市空间的权利。商场这个利维坦成为我们驻足和停留的地方，提供严肃讨论或是可以自由休憩的公共空间被荒废乃至抹除。将人民无权参与的城市战略抛之脑后，为了搭上“升值”的快车，最终我们期许成为一座“非人”城市中的市民。“殡葬式”的统一店招闹了笑话，我们却不要忽视一个事实：治理者和专业人士结盟后同样可以让精心设计的店招变得好看[16]。这难道就不存在同样的“殖民”力量吗？

都市的本质，是空间中个体的“聚集”，所谓进入都市的权利，就是这种聚集的权利，是拒绝被排出的权利。一旦城市规划和空间设计打着“历史文化价值”、“整治更新”的理由反对聚集的权利，对日常生活空间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毁灭。

是的，更不要说被晚期资本主义精准控制的人的时间[17]，我们或许无法挣脱非人城市弃儿的命运。但也无法摆脱出卖自身的焦虑，因此，也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回日常生活实践这个战场——在那里我们仍在做着关于城市的梦，或许是一次谈天、或许是一次观影、或许是一次散步。回看在街道中留下的脚步，哪怕20年来雾霾始终笼罩着城市，但人们还是在生活中承受了城市空间中的点点滴滴，并且将继续在缝隙中生活下去。只要裂隙还在，就有机会重新“聚集”，建造新的都市。哪怕这座城还尚未有建筑物，只有记忆、想法、精神、难以捉摸的气味所构成的模糊街道，仍有机会通过每一个脚步将它们编织进现实之中。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本文关于三位理论家的参考书目：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郭慈恩，《东亚城市 空间生产》，第一部分，田园城市：2011；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参见：鱼鹰，“纪录片《云之南》：后1989时代的中国心跳”。在这种叙述视角始终不被允许的环境中，神奇的是，《逝》于2010年6月中旬的上海MIDA纪录片展映活动中公开放映过。

[3] 本文中及中文字幕中的大部分人名，皆为音译。

[4] 有意思的是，系列纪录片《巡逻现场实录》同样会在片头先采取一种俯瞰城市的视角。在现在拍摄设备辅助下，这个俯瞰更高更彻底，这里的“上帝视角”和影像所要宣示的权威是同一的。

[5] 阿格兰德前作《云之南》（China: Beyond the Clouds, 1994）中也涉及一桩罪案，为获得拍摄许可，导演和相关部门进行过沟通，可参见注[2]。

[6] 参见豆瓣讨论页“想问参加了《上海，1997冬夜》见面会的同学一个问题”；及注[8]

[7] 关于《Shanghai Vice》与《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信息，参看影片官方页面。

[8] 《Shanghai Vice》与《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影片官方页面导演自述；Katherine Forestier, Perseverance and PR played a part in Phil Agland's series on the populous city, via SCMP1999.11.26。

[9] 同注[8].

[10] 1986年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在1995年重新修订。1991年至2000年，上海有2600万平方米旧房子被清拆，并有66万户被迁移到市郊地区。转引自《东亚城市 空间生产》，p. 249，p. 266.

[11] 导演关于这方面的详述，参见PHIL AGLAND, The future for Chinese society, RSA Journal, Vol. 143, No. 5462 (August/September 1995), pp. 75-76.

[12] Jasper Rees, Chopping out Hardy's emotional dead wood, via The Independent, 1998.2.6

[13] 《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p. 173.

[14] 参见：格雷戈里·布拉肯，《上海里弄房》，孙娴，粟志敏，吴咏蓓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15] 这里的“帝国”即一种新的全球的主权。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自主，脱离了政治的控制，因而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衰落，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却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主权”的衰落，而是“主权”已经拥有了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界和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集体在统治的单一的逻辑下整合。”参见：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另外，齐泽克也在2019.4.20的辩论中明确表示了对“既做威权，又做资本主义守门人”的担忧。

[16] 关于下图路段的店招店牌更新立项函“常德路”&“巨鹿路”，各方具体介入情况未作核实。

[17] 参见：乔纳森·克拉里 ，《24/7》，许多，沈清译， 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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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

6.4

[法] 米歇尔·德·塞托 [法] 吕斯·贾尔 [法] 皮埃尔·梅约尔 / 2015 /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

8.5

郭恩慈 / 2011 / 田園城巿

空间与政治

7.8

[法] 亨利·列斐伏尔 / 2015 /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