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

这部片子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他们分成两伙人，一伙人扮演监狱狱警，另外一些人则扮演囚犯，在24小时内开始模拟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结果证明，扮演狱警的人在模拟监狱的情境中，开始变得有暴力倾向，而扮演囚犯的人则预谋造反。试验不久就被叫停，但其研究结果许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实验详情：
　　该实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Zimbardo等人在1969年展开的。
目的：
　　调查人的虐待心理儭向是先天还是后天
参与者：
　　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
地点：
　　调查人员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
过程：
　　参与者由警察逮捕，并押至试验地点。以抽签的形式将参与者分成两批，12个人为囚犯，12个人为狱警。囚犯将先脱掉衣服洒上除虱药粉，穿上类似于女人的连衣裙一样的白色袍，不能穿底裤，头戴丝袜，为每个人编号来代替名字，并且在右脚脚踝有铰链。狱警则穿制服，有警棒，带不反光的墨镜（Cool Hand Luke)来防止目光接触。由于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时间。狱警可随自己喜好进行惩罚。
结论：
　　后天原因，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使得狱警的行为更加暴力，到后期有些严重的甚至以惩罚犯人为乐。由于多方干扰，该实验不得不被迫提前结束，事实上只进行了6天。作为囚犯的参与者称之为可怕的梦魇，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以上皆为事实，或许会与电影情节有一些出入。

以下是有关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情况：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6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18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看完以上详细情况后，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境设定也对那100多号人产生了集体催眠效应！？

      不知是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08年，一部《浪潮》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不过几天时间。而在更早的2001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角色，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本片，难免让很多人生出一生感叹，“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角色和角色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角色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形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可以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角色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角色。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角色设置引发的极端情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角色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角色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5e2c03d16af20bda562c8469.html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五年前，视听课上老师放了一段录像——‘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实验对象的访谈录。昔时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已然青春不在，面对镜头对改变他们一生的实验感触良深。在社会心理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道路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它们为一些群体和某些个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人性中不堪面对的角落，揭开我们内心恶魔的面纱。
    Das Experiment恢复了当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模样，只不过是由德国人来演绎美国人的故事，顺便插入一小段浪漫爱情故事以此与惊惧、恐怖而冰冷的实验形成明显对照。故事从研究机构向社会招募实验小白鼠开始，记者和军界派人潜入实验冒充实验对象。来应征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不论何种理由，4000马克的报酬显然非常吸引人。实验开始宣布监狱规则，看似简单易行，只要狱警与囚犯共同遵守，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拿着钱轻松走人。第一天貌似友好的过去了，Day2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然后情形一天天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电影末尾，幸存下来的囚犯和狱警在停车库或站或坐，神情冷漠，眼神呆滞无神，镜头颜色冷清，气氛诡异而伤神，哀伤之情达到顶峰。直至字幕出现前，海滩和情人之间的微笑才稍稍缓解一下紧张、恐惧的身心。
    整部片子平铺直叙，镜头简洁，色彩干净，情节不动声色却又丝丝入扣。片头为观众展现了普普通通的实验对象，然后随机分配的角色让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个角度想，如果记者和军人扮演了狱警的角色，他们会不会变得同样暴力？当人们开始掌握权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蓬勃暴涨的欲望？谁能遏制心中恶魔逐渐变得强大？站在囚犯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被孤立的时期，谁能在高压之下保持自己的风格和见解？谁敢逆风行使，矢志不移？狱警们非常聪明，当他们发现暴力不能辖制77号时，开始惩罚其他囚犯，让其他囚犯来胁迫77号，起到间接控制他的目的。当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受利益驱使而分化时，谁能够抵抗沉默螺旋带来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不到遇到真正考验的那一天，是没有谁敢拍着胸脯给出肯定答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恶魔，它可能爆发，也可能屈从变为懦夫。当我们无法根除这个恶魔时，只能期望世界上的监狱越来越少，狱警的权力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囚犯也能够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和信念。
    最后，希望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做一下深呼吸，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时学会一件事——当你无法抗争时，千万不要继续做无益的抗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尽可能脱离这个环境——飞越疯人院！

   跟我之前看的德国电影——浪潮类似，在现代德国进行模拟实验，一开始得到预期的效果，后来由于某些德国人的纳税思想又一次在实验中爆发，场面一发不可收拾，浪潮的学生们想以他们的团体征服世界，死亡实验的狱长们想完全控制这些只是来做实验的犯人。如果这些实验能够及早停止的话，这种个人优越感，控制欲和潜在暴力倾向就不会爆发。虽然大部分的人是属于从众状态，但是有人已经深陷其中了。浪潮中的那个胖学生已经把团体当作他生命的全部，当老师宣布实验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崩溃了，采取了极其极端的行为，自杀身亡。而死亡实验的结局则更不堪设想，伯瑞斯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以为自己就是掌管这些囚犯的监狱长，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要是有人敢反抗，或是背叛他，他就一定要给与严厉的惩罚来威逼他们就范。实验的后来已经完全违背了不准使用暴力的规定。这两个实验的原版都是来自美国的实验，也就是说不仅是德国人，或者二战时期的法西斯，美国人的潜意识里也存在着纳税党的思想。如医生和教授本来想研究的课题一样，人类的性格也许就包含着崇尚暴力，极权和排除异族的思想。但是随着程度的加深，这类的实验真的是足以致命，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动荡。
  男主角77号囚犯参加实验的目的除了可以拿到教授他们的奖金之外，还可以凭借无暴力的规定故意引起反抗和事端来为新闻社报道，获取更多的利益。可以说是男主角的挑衅成为引发监狱长统治欲望和暴力倾向的导火线。一开始男主角的好友因为对牛奶过敏不想喝牛奶，监狱长们还没进入角色，就放任77号帮他喝了。到了晚上由于同事们的冷嘲热讽，这个监狱长觉得自己脸面受损，于是去惩罚他们做俯卧撑。到了第二天，男主角又再次挑战权威，监狱长要他们要么喝牛奶，要么做俯卧撑，他带领全部囚犯做俯卧撑，使得众监狱长束手无策，晚上当监狱长要求77号叠被子的时候，他更大胆地把监狱长反锁在囚室里，出来闹事，煽动囚犯们起哄助威。后来监狱长们商量之后，因为不准使用暴力，他们就用羞辱囚犯的办法，用灭火器喷向每个囚室，还让他们全脱了衣服。第三天，这种无暴力的威胁并没有动摇77号的决心。他用言语攻击监狱长，想再次引起事端。当天晚上，监狱长们利用摄像头的盲角，把77号带到一个地下室，剃掉他的头发，并在他头上撒尿，并要求他明天要退出实验，不准在煽动其他囚犯。他们已经违反了实验的规定，暴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邪恶和控制欲。第四天，大家看到他们的精神支柱77号变得神情恍惚，开始担心起来，对监狱长们的恐惧越来越重。医生询问77号是否想退出，因为监狱长们告诉医生他想退出。77号说没有这回事，他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屈服放弃的。但是其他囚犯已经有些承受不了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巨大，情绪已经失控，此时此刻已经不想再拿钱了，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教授为了实验的完整性和得到更好的实验结果，没有放他们离开。
  不久后有一个囚犯情绪失控，大吼大叫，对监狱长们视若无睹。伯瑞斯用尽全力打这个囚犯，使他就范。这相当于一个转折点，伯瑞斯在公开场合下，这一次无论是囚犯们或者是教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使用了暴力。但是囚犯不敢抱怨，教授也没有停止实验，这正是他们所想研究的方向。当暴力已经有了光明正大使用的标志时，77号开始感到恐惧了，因为如果他再继续挑战权威，他不再受到保护，他面临的是怎样的危险他已经无法预测。室友帮助他稳定情绪，又一天过去了。第五天，伯瑞斯拿信羞辱舒特，77号想制止他这种行为，但是又惧怕黑箱子的惩罚，抑制住自己的行为。监狱长为了惩罚他，不准他见亲友，还罚他洗厕所。只有一个还未迷途的监狱长偷偷地帮助77号，给他新衣服，带他见好友。77号摆脱他把资料交给他的亲友，但是这个监狱长由于过度紧张，被伯瑞斯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之后，非常愤怒，他不满77号由于故意反抗而制造骚乱从而获得更多钱，也不满教授只是来测试他们对于暴乱的反应能力。他带领监狱长们建立统治地位，拥有极权，他们的权力高于一切，包括设计实验的人，更加包括囚犯。场面已经完全失控，而77号被要求关在黑箱子里。舒特为了宣泄他的愤怒，开口大骂这些囚犯，被伯瑞斯当头重击，最后由于失血过多而致死了。77号在黑箱子里似乎有了越来越重的幻想，很难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幸好他在黑暗中摸到一把螺丝刀，他想尽办法地撬开箱子，终于他成功了，我觉得这一个镜头就是预示着纳税党最终的失败，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他们。再经过一次搏斗之后，77号和他的室友把所有囚犯解救出来，这个实验以2死3伤告终，伯瑞斯等人被告谋杀罪，这一次的实验对所有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和阴影将是一生也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学期上心理电影欣赏课，本来以为很轻松，没想到写作业那么痛苦...唉~~昨天刚搞定一篇，今儿又布置了一个，深刻的东西很难用言语表达，就写些感受吧。上次看的电影是德国的《死亡实验》，话说是根据真实的实验改编的，看完之后被震撼了许久，推荐大家去看看，生活是需要时不时的被刺激一下，引发点对生命的思考。

   《死亡实验》是根据真实的实验改编的电影。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电影中的实验是从社会上招募年轻人自愿参加，以4000马克的重金作为报酬。20个人12人当囚犯，8人当狱警，短短的几天时间，一出出不可思议的剧目轮番上演。

    看完之后，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人本身的性格缺陷会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放大，使人性变得更加的扭曲。实验的第一天，那个前“猫王”扮演者的狱警在熄灯以后突然又找77号起来做俯卧撑就是一个例子。导致他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冲动、心胸狭隘、锱铢必报，身份认同意识的不断加强使他意识并利用手中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成为推动他实施报复的加速器。77号法赫德白天为不喝牛奶的一个囚犯出头，让他很没有面子，他的性格使他必须要报复。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只是个小心眼的人，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干，即使不在这样特定的环境，我想如果有人这样冒犯他，他依然会以牙还牙。而狱警身份带来的权利让他有机可乘，环境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他的性格愈加扭曲，成为伯瑞斯的帮凶，最后甚至企图强暴女研究员。

    在这些狱警当中有一个性格最为乖张甚至一些变态的“首领”，伯瑞斯。他和法赫德是两个对立组织的中心人物，也是整个矛盾爆发的焦点。由法赫德带领的一系列的集体挑衅行为引发狱警利用水管羞辱他们的事件中，就暴露了伯瑞斯的冷酷和卑劣。随后法赫德故意激怒他，又间接引发了看守们逃开研究人员的监督，对法赫德进行了残忍的身心上的报复。伯瑞斯这个人的性格本身就充满了缺陷。从电影中可以看出，他孤僻自我、冷酷残忍，他的臭味让他的受到别人的嘲笑和排挤，内心既自卑又狭隘。这样特殊的环境，不断激化的矛盾更加剧了他性格的扭曲和变态，他对狱警团队的煽动和施压，最终衍生出一系列侮辱囚犯的恶劣行为，拖走犯了错误的囚犯的床垫，让人在水泥地上睡觉；作为侮辱，一些囚犯被迫裸体，被贴上嘲讽的话，被关进恐怖的黑箱子等等。

   还有一个人物的性格是对特定情境因素的反抗，就是那个从事教师职业的狱警巴什。他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本身的性格善良温和，拒绝暴力行为，但在那样的环境中，在群体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服从并参与了第一次报复法赫德的活动，但是他十分的后悔，性格中的善一直抵抗着外界的恶。在之后帮助法赫德传信的事件被伯瑞斯发现并报复的时候，他脆弱的内心也终于濒于崩溃，最后善良老实的他居然残忍地打死了一个狱警。他的悲哀是在于他有善良的品质却没有强大的内心，性格中的软弱反倒被特定环境利用，成为导致他悲剧发生的帮凶。

   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我们看到人性的脆弱和无助，影片残忍的呈现了人性是怎么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性坚强的一面，法赫德在黑箱子里的不懈斗争足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在那样黑暗狭小的空间，任何一个人的内心都会受到巨大的考验，如果一个人的意志不够坚定，性格不够坚强，是不能挺过那样恶劣的环境，精神脆弱的人估计已经在里面窒息身亡了。这又让我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片段，安迪也是被罚一个月的面壁监禁，只有一扇小窗可以看到些许光亮，在黑暗的世界忍受独孤，抵抗内心的挣扎，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服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安迪所说的“Hope is a good thing.”只要有希望，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能坚强的挺过去。对法赫德来说，对女友的爱，对朋友（那个被打伤后绑住的人）的承诺，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都是他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通过这部影片不应该只看到人性的丑恶，更要寻找到积极的力量，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也同样来源于平凡的人性。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依旧可以破浪而出！